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亡国之君秦二世胡亥在秦亡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被世人视作反面典型以警策当政者。就这个意义 而言秦二世的历史影响似不在乃父秦始皇之下。秦二世崛起之快覆灭之速有目共睹；其行为处事历历在目可圈可点。司马迁更以犀利的笔触向后人勾勒出一个暴君、昏君、亡国之君的丰满形象使之成为帝王谱中一个不可多得的可供剖析的典范。可见到的秦二世的可靠、可借鉴史料基本上都记载在《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蒙恬列传》之中通过剖析这样一个典型人们或可更深入地了解封建专制统治其残暴、其腐朽黑暗及其必然灭亡的内在原因。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对由秦二世本人引发的历史现象进行探讨。
　　
　　 一、良好的教育不能保证产生有道之君
　　
　　在秦始皇二十余子之中胡亥无疑是最受宠爱的。这一点可以从秦始皇出巡天下只带他一人同行看出。那么在他接受教育问题上也应格外受重视。这一点有赵高自称“受诏教习胡亥数年”[1]之语即可为证。汉人贾谊以为赵高所教就是胡亥的全部所学他说：“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为之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2]这种说法全面否定了胡亥所受的教育。但考之以胡亥的早期言论就可以看出贾谊之说的片面性。秦始皇方崩赵高即怂恿胡亥篡立。在这种重大的机遇面前胡亥的最初反应表现出他完全是受正统伦理观念左右。他说：“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谫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3]即使被赵高说动了心胡亥仍以为：“今大行未发丧礼未终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4]可见即使已到了准备按赵高教唆行不义之事的关头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旧是正统的行事准则。据此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对胡亥的正面教育还是相当彻底的。以胡亥之受宠程度论他的教育不应止限于赵高一人。赵高只是负责教育胡亥的专人之一。那么赵高所授是否如贾谊所言一味灌输残暴呢？当然不是至少其劝说胡亥篡立的言辞不支持这一点。赵高丝毫未用什么刻薄之辞劝进完全是一味出于公义诱胡亥入其彀中。他说：“臣闻汤、武弑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弑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不难看出胡亥本人在当时对这些人的事迹就是清楚的也有可能有步这些先贤的后尘的意愿去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贡献的人。由此可见在正式接手权力之前胡亥完全是用圣贤教育塑造成功的一个典型。
　　就上述赵高言论来看或可从侧面提示了赵高所授内容也包括了圣贤之言。事实上赵高的教习内容确实不是如贾谊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是刑律。《秦始皇本纪》就明确说“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这里的“书”有别于“狱律令法事”就应该是前贤著作。践位之后胡亥能熟练搬用韩非之言或封堵臣下的劝谏或要求臣下迎合自己。凡此种种均显示胡亥可能从赵高处所受教育相当系统其所学也相当深入。韩非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以刻薄少恩著称。然通观《韩非子》一书刻薄处均为人主驾驭臣下时的容易施行之术。而在术的外衣下其内涵则又是为君者必处以公心的大道理。毕竟韩非是荀子的学生儒学是他的根基。他之所以要宣扬为君之术无非是要结秦始皇之欢心以推行其政治主张。这种行为模式在战国时代非常普遍所有的差别只是进言的内容不同而目的都是一样的。至于韩非的失败与李斯的成功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但二者都应该有好几套理论体系以便投合人主的不同需要则是共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家学说也只是这类术士的主张之一而非全部。有关这一点有商鞅说秦孝公的事例为证。商鞅说秦孝公就变换了几次说法最终是以治国强兵术得逞。
　　可以肯定崇尚武力、崇尚铁腕统治的秦始皇在对其子嗣的教育中推行的完全是正统的道德伦理学说。胡亥又因极得宠爱其受这类教育的深度和广度较其众多兄弟应该毫不逊色。尽管如此胡亥却并没有成为一个有道之君在他主政的三年时间里就没有发现一条有道的执政记录。可以说胡亥所接受的系统的历代圣贤激励教育从来没有转化成的行为动力。
　　
　　胡亥在位不过仅三年时间起先他也不是立刻荒淫起来的。人君之位自然产生欲有所为的冲动需求。这种需求既来自于自身也来自于社会。贾谊《过秦论》提出：“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说明社会对新君有所企望而胡亥面临的社会环境似乎也可以有所作为。只是这种欲有所为的冲动在放纵声色的本能面前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司马迁记下了胡亥的这一质变过程。胡亥登基之初还考虑到要做一个让天下服气的皇帝如厚葬秦始皇、东巡勒石乃至于加速修建阿房宫等等举措都或多或少为了一个愿望即不让天下之人小觑于他。他的有所作为的企图或许还可包括效仿其父穷兵黩武。其实这些举措无一能增加他的威望。而他在营造形象方面的努力也就到此为止了。自从当了皇帝自然就摆脱了尘世的一切束缚。处在这种特定情形之下胡亥的放纵本能就企图得到最大的释放。只有一种潜在力量会阻挠秦二世的放纵——既存的传统道德规范及由此引发的臣下劝谏。对于这个难题胡亥受过的良好教育使他很容易从传统文化中找到支持自己的理论依据。有关这一点将在后面交代。
　　而有了类似的理论为后盾胡亥的放纵享乐便益发不可复制。并且理直气壮、有恃无恐。透过胡亥这个典型我们可以肯定历史上有过的荒淫之君他们大致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这类教育也没能阻止其成为无道昏君。这个事实表明良好的教育本身并不能有效地抑制人性中的放纵本能。换言之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因素这些昏君的所作所为最终使得道德施教者的愿望及社会的期待全部落空。
　　
　　 二、终极权力对人性恶的放大作用
　　
　　 胡亥堕落之快不仅是为其登基出了大力的丞相李斯始料未及即便他本人也不可能逆料。能反映胡亥早期生活的材料不多只有贾谊提到：“二世胡亥为公子昆弟数人诏置酒飨群臣召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陛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践败而去。诸侯闻之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弃之也。”[5]将别人陈列整齐的鞋子故意弄乱一事充其量只能说明其顽劣还不足以上纲上线到品性卑劣的地步。而这唯一的记载又因为汉人说话一向不严谨其可信程度并不高因为秦不搞分封就不存在什么诸侯。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其诸多恶习全是在拥有最高权力后发展起来的。根据秦始皇初崩、赵高向李斯竭力举荐胡亥为太子的言辞胡亥早期的品行似无可指责。赵高说：“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6]照此说法胡亥的公开形象相当不错。而李斯对胡亥的人品不可能一无所知否则就不可能完全听信赵高的一面之辞作出废长立幼的大逆不道之事。另从前面所引胡亥不肯即允赵高谋划之说辞来看胡亥也算是个循规蹈矩之人。这与赵高向李斯描绘的形象相吻合。因此可以确认胡亥日后的诸般恶习在其践位之前没有露出丝毫痕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其说胡亥很善于掩饰毋宁说是皇权绝对压力下的必然表现。因为皇权的绝对重压使得循规蹈矩是臣子的唯一选择。即使品行卑劣的人臣十分受宠也只能将其罪恶欲念善为掩藏。但是这种来自外在压力的自觉终究是一种扭曲。凡扭曲者皆需伺机释放。因此忽然有一天这种令人窒息的重压不仅消失殆尽而且操于己手可以施之于人其对人行为的冲击力是不可估量的。就胡亥而言原本蜇伏于其本性中的恶迅速加倍放大释放出来令人瞠目结舌。而贾谊所说的“非斩劓人则夷人之族也。……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的场景也终于出现了。
　　还必须指出这诸般恶习决非是师长所能教授完全是与生俱来。如果赵高之流欲对此有所作为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引导而已。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胡亥的自身因素。因地位之变化产生了从有所顾忌到无所顾忌的质的飞跃。胡亥当了皇帝就意味着原先的有所顾忌的循规蹈矩其实质是一种本能压抑。当这种压抑有了释放通道又以一种穷奢极欲的形式出现。最终呈现为能量极大、冲击力极强、足以令天下震栗的施暴癖。
　　尽管胡亥登基之前犯下了矫命赐长兄扶苏死、并在安葬秦始皇时殉葬者众诸般暴行但也有迹象表明在他登上权力极顶之初其本性还不是太过残暴。如在即位之初他有开释蒙恬的打算就是一证。[7]但他这种难得一现的仁慈之心很快就被戾气所替代。究其因还是源于最高权力对人性的盅惑使然。
　　为了清除对皇位的威胁胡亥发起了一场针对诸公子与大臣的大屠杀。对于杀戮诸兄弟及大臣的动因司马迁给出两种不同的记载：其一胡亥欲寻欢作乐时接受赵高示警而大开杀戒；[8]其二为胡亥自己提出对权力的担心。[9]在后一种暴露出来胡亥的本性恶要超过前一种。这一事件可以有两种解读。首先它清楚地表明至此胡亥已开始为了巩固到手的权力而无所不用其极。其次它表明骄奢淫逸与残暴本身就有内在联系。其底蕴或许就是谁也不能阻止一个君王称心。这是历史上所有暴君的心理共识及行事准则。从此胡亥为了一逞己意不断使用自己的巨大权力。一旦为恶具有了这种极其功利的成份加入其程度和规模都会成倍地放大而令整个社会为之颤栗。但不论事变是出于哪一种均表明胡亥从此开始行暴政直到覆灭。
　　由于邪恶的本性使然皇帝的职责便被胡亥简化成了为放纵而驱使民力及使用暴政。胡亥的及时行乐倾向是很突出的这种行径显然与传统上提倡的君道不相容。自古以来人君处于权力极顶为天下瞩目自然会有许多道德戒律制约或曰规范着他的行为。这些戒律既为历代君臣所共遵且为天下所共知。严格地说这些戒律存在的本身对胡亥的纵欲就有所制约。但胡亥对此置若罔闻甚至到了陈胜起义烽火遍及天下的时候也不为所动。朝中的老臣如丞相李斯、去疾将军冯劫都试图对胡亥祭起圣贤古训以规劝之但这样做的结果为已坐稳帝座的胡亥所不能容忍。而惹恼了胡亥就给进言的各位带来杀身大祸。[10]胡亥的暴戾已使得任何想尽臣道的臣子无能为力。
　　胡亥的所作所为无一是开创性的他仅仅是将一种暴政气氛推向极致而已。这种君道失控及二世朝的暴政胡亥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臣子为此局面的奠定之责也无可推托。由于秦始皇对传统的蔑视已使得传统说教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这个前提下产生暴政的理论基础也就早已由臣子们提供了。还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初为了推行极权统治李斯就提议以吏为师。[11]这是指广泛的社会生活。其实李斯主张之所以被秦始皇所采纳完全是因为这些主张符合秦始皇的本心。而有了这个前提就很难说清这个主张究竟是李斯的真实意见还是投机取巧、博主子欢心的手段。但无论如何这一提案的成立使得朝廷政治生活顺理成章地必然要以君主的个人好恶为是非。而投主子所好本身就是自战国以来知识分子的主要出路之一无论是以合纵、连横还是尊法尊儒都是瞅准了当权者的内在需求。而这些知识分子如果成功地将自己的主张与当权者的好恶有效结合起来他们也就在满足当权者需求的同时取得了自己所欲的功名利禄。
　　或许由于皇帝之位有超越前人的要求更加大了胡亥放纵和暴政的力度。于是放纵和暴政便相辅相成地构成了秦王朝的统治特点。尽管关东烽火遍地但秦二世仍有足够的权威维持自己的淫乐。而因这种淫乐增大了开支就势必要加倍地压榨百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暴君的荒淫都是靠暴政支撑着的。荒淫是人性中最易诱发的恶只要封建君主制度存在势必会发展到荒淫无耻的地步。中国历史上以陈胜为首难的农民大起义无一不是暴政压榨的结果。虽然那些靠了农民起义开创了王朝的统治者每每以秦二世的过失警策其子孙但仍然不能避免重蹈覆辙的命运。农民起义始终都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最有力量的工具。
　　或许胡亥还有另一种层次的苦闷即他想超越秦始皇。这是赵高诱使他篡权的动机之一。每个人的人性深处都藏有渴望崇高的内在冲动胡亥也不会例外。当他君临天下之后很可能就会发现要超越其父秦始皇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对此他毫无心理准备。这种情况无疑是一种挫折。而身为皇帝要宣泄挫折又以荒淫无道最为方便简捷。这不仅是对整个社会的惩罚也是对他自身企求崇高的反动。其结果是变本加厉地荒淫施暴。于是历史就不断产生这样一种怪圈：由于人性中阴暗部分的影响统治者坠入荒淫之道；由荒淫而无所作为的沮丧感又促使其进一步荒淫。如此循环往复下去直至灭亡。
　　
　　三、过分的利己主义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发明
　　有关皇帝的行为准则本来是有一套传统认定的即按照历史上有名的明君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样去做。这一点本来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前贤论述、先帝教诲、相傅传授均不在少数应是为君之道的共识。但到了胡亥这里连这个不成问题的事都成了问题。在胡亥的新界定中有道之君就应该像他这样专心享乐。
　　处于高度集权的秦王朝胡亥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是随心所欲的事实上他也正是这样做的。然而仅仅是专横地行己所好似过于野蛮这样既不符合君道也与其所受教育不相称。只要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应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不如此对自己及外界都无法交代。所以胡亥在行荒淫无道之事以前及其同时也势必要找到一定的理论依据：对外可堵塞群臣之口对己则能坚定这样荒淫的信念。所谓有所本。如他责备企图劝谏他的丞相去疾等人时说：“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境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12]再如他应付李斯的劝谏时说：“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剪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铏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13]胡亥如此“高明”地曲解先贤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君子之德如风小民之风如草可以称得上是昏君中的荒淫有理的理论家。不如此则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昏君。这些理论的发明或阐述恰好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丑恶嘴脸。而臣下对胡亥谬论的屈从乃至帮助他完善更说明封建专制时期的君臣典型模式。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上出现过的昏君不论其享乐借口有无上升到胡亥这样的理论高度其内在实质应是一脉相承的。有了这种支持他们在荒淫无道的同时是不会有丝毫的愧疚之感的。
　　当然胡亥的这种理论素养也离不开臣子的灌输与补充而胡亥则善于对那些他认为对他胃口的话有选择地采纳。如李斯让其不要耽于声色就有赵高提供相反的建议赵高说：“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騄耳而后行远乎！” [14]这番话正中热衷享乐的秦二世下怀立即转化成其享乐的重要支柱。而胡亥的暴戾也逼得臣子不断揣摩他的脾胃说些中听的话投其所好。如李斯子守三川而陈胜部将周章逾三川入函谷关击秦为逃避胡亥的追究李斯上了一大通讨好的话其曰：“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开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摩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雎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15]原来帝王的欲高枕无忧地享乐就要建立在天下震怖恐惧的基础之上。难怪历朝历代的暴君但凡是残暴的也无不是荒淫的。李斯这一派胡言献上等于将胡亥胡作非为的所有顾忌全部解除。由于当时秦军反击得手反秦战事向着有利于朝廷的方向发展二世就更变本加厉地施暴享乐秦地百姓的生活也就陷入了更加黑暗之中。而李斯最终还是因为干扰了二世的享乐被治罪处死当然是安了个谋反的罪名。
　　
　　四、自成体系的权力控制术
　　
　　秦二世在位虽不足三年他的最大追求是从篡立前的有为憧憬转变成唯享乐是务并彻底葬送了秦王朝。用荒淫无道来评价他这三年一点也没有冤枉他的成分。若论智力他当在常人之上；若论权势他也是大权独断从未有一丝傀儡气息。如果说他是昏君也未尝不可只是他并非寻常意义上的昏君是利令智昏的那一种人。胡亥为君之道的主干是享乐和滥用暴力他所关心的重点也就是外在形象和权力控制。而这两个重点又与享乐、暴力相互渗透、密不可分。他登基之初的东巡厚葬秦始皇、续建阿房宫诸事就是在享乐的同时着眼于形象的营造；他下令对公子、大臣进行大屠杀时又听从赵高之计出京巡幸以避残暴之名还是注意形象；当丞相去疾、将军冯劫等提议减轻赋税、停修阿房宫而大拂胡亥之意他是找了其他的罪名达到逼死二人的目的却可不背拒谏之名他总不想破坏社会共认的明君形象。由于胡亥以明主自居任何与此相左的言论都为其不喜。如陈胜初反时前线来使如实通报形势却被秦二世治罪这就逼着臣下报喜不报忧自欺欺人。以至于陈胜武装攻到国都附近他才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急忙遣将剿伐。正因为胡亥大权在握一旦他不作为其他人只能干着急一点也使不上劲。而耽于享乐的胡亥尽管误事但从未放松对权力的控制。
　　胡亥只有二十岁的年纪却对权力始终牢牢控制或者得益于他所受的教育。《韩非子》一书就有相当篇幅谈御下之道；赵高为胡亥献策也有这方面的内容有道是：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其目的在于贬逐旧臣启用新人。新贵们自然会对新主竭诚效忠。除此之外胡亥自己还掌握了一套对臣下的平衡术。他同时倚重赵高、李斯使此二人相争而自己处于居间调停的地位便可沉溺于享乐不问朝事。臣下不和皇帝便可高枕无忧。胡亥对李、赵矛盾之延续十分留意。为了维持这一对矛盾状态他表现出罕有的耐心。因此尽管他倾向赵高更多一些但赵高说李斯谋反胡亥并不急于将李斯法办；李斯进谏称赵高不忠胡亥也未置可否。以胡亥之暴虐如果不是刻意制造矛盾他的这种耐心反而是无法理喻的了。正是这个缘故在李斯入狱痛诋胡亥为不道之君并历数其罪过胡亥也没立即将李斯处决。直到李斯经受不起赵高的严刑 拷打自承谋反胡亥才下决心斩了李斯一门。[16]这意味着胡亥显然是中了赵高的计否则他不会亲手将他精心维护的这对矛盾毁于一旦。李斯一死胡亥精心调护的这对矛盾自然解体其最终死于赵高之手也是这种矛盾瓦解的结果。因为直到最后关头胡亥的大权仍未旁落只是他过于沉溺于享乐让赵高有了可趁之机。所以说胡亥在应付陈胜起义引发的土崩瓦解形势面前缺少办法但在驾驭朝廷权力方面还是有一套的。
　　胡亥对赵高的依赖也有他的一套见解。李斯以为秦二世的荒淫赵高有脱不了的干系于是就在二世面前说了赵高一大通坏话。二世以赵高是宦者值得信赖。他说：“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洁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这段话不仅说明赵高的当时身份确实是宦官而且道出宦官为人主所信赖的原因。原来宦官无子孙以继其业故能死心踏地为人主效力。难怪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的例子层出不穷其秘密就在人主认为他们的私心最小。在赵高的宦官身份上历来有不小的争议如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不死活不承认赵高是宦官但他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是错了。赵高的宦官身份不仅有秦二世的认定也有他本人的自承如在沙丘之谋时赵高自称其“固内官之厮役”。更有《樊郦滕灌列传》为证。刘邦不见群臣樊哙闯宫称陛下“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这些均表明当时都以赵高为宦官。但秦二世在赵高问题上大概犯了个差错因为赵高的宦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宦官。根据日后其婿阎乐参与杀害二世表明赵高的宦者身份是成年后所得。据《蒙恬列传》赵高因犯法受处罚执行者为蒙毅。大概以秦律之重赵高所犯过失可以判死罪只不过秦始皇惜其才饶其不死其所受刑罚或许就是宫刑。这就是其宦官身份的由来。而二世或忽略了赵高的本来面目只认他当时的宦官身份故产生了认识的偏差。 大概正因为此他才听信了赵高杀掉李斯破坏了自己精心营造的权力矛盾使得赵高揽得大权最终被赵高杀害于望夷宫。
　　
　　 总而言之秦二世现象极其错综复杂其性格、其知识程度与其不可复制的地位结合在一起造就了一个集专制的一切丑陋于一身的暴君。从这个个案中人们看到有道之君的需求敌不过放纵声色的本能荒唐的实用主义竟产生于系统教育之中将聪明才智用于祸国殃民且理直气壮。裕于应付政权内部的逆耳之音而应付不了来自政权以外的威胁。
　　
　　 附注
　　[1][3[4]][6][8][13][15][16]参见《李斯列传》
　　[2]《贾谊新书·保傅》
　　[5]《贾谊新书·春秋》
　　[7]参见《蒙恬列传》
　　[9][10][11][12]参见《秦始皇本纪》
　　[14]《史记·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