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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元:兵马俑主人是先祖秦宣太后 与秦始皇无关
来源:时代人物周刊 (2008年5月12日12:30)

 在兵马俑的研究界,陈景元一直被视为异类,因为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兵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而是他的先祖秦宣太后!

    该观点与主流截然不同,1974年兵马俑被发现后,一直被视为秦始皇的陪葬品看待。因此,多年来兵马俑研究学界不但对他的观点避而不谈,就连他的名字也都被刻意回避。

    陈景元今年69岁,既不是考古学界的权威,也不是历史学家,他只是一个建筑学方面的学者,退休之前在江苏省国土局工作。“浩大的秦陵建设,都是建筑学上的事,地宫结构、施工方案、土方运输以及陵墓建筑的布局、主轴线方向等,绕开建筑专业自搞一套,实际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怀疑

    首先,兵马俑的发现地点和秦始皇陵园的距离太远,这是陈景元对此的最大疑点。

    公开的材料表明,秦始皇陵的面积是56.25平方公里,周围包括兵马俑在内的多处发现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

    “秦始皇陵真的有那么大吗?”陈景元怀疑。

 陈景元第一次接触秦始皇陵是在1957年,他考入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此前他一直生活在故乡浙江,进入大学后开始广泛接触中国的古代史。“建筑和其他专业不一样,必须要研究各种历史建筑的风格”他说,“所以人文、历史等很多方面的知识都要了解。”在报到后的第二天,他就独自一人到临潼东边,考察荒芜不堪的秦始皇陵。

    1961年3月,秦始皇陵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个月之后,陈景元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临潼县,和同学一起对临潼县进行城市规划设计。秦始皇陵的保护是规划的核心问题之一,对于秦始皇陵的规模勘测则是计划的第一步。

    虽然历史没有准确地记录下皇陵的规模,但根据秦汉墓穴的时代特点、以及他和同学的勘测,以秦始皇陵为中心,特地划出了30—40平方公里的保护圈,准备建设一个特别的森林公园。“当时为了保护文物,划定的区域已经远远大于陵墓的面积了。”

    1974年传出兵马俑被发现的消息,但让陈景元奇怪的是,出土的地方却远在当初他们划定的这个区域之外。

    更奇怪的是,出土不久兵马俑就被认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陈景元非常怀疑,“我们当时特地多划了很大的区域,就是为了保护文物,而且陪葬品放置那么远是不符合常规的。”很多研究材料说,兵马俑到秦始皇陵的直线距离是1.5公里。而这1.5公里还不是两地的中心距离,他们的估算是按照两地的边缘距离,中心区域相距还要超过这个数字。

    陈景元依据自己的建筑学知识产生了怀疑,在家里,他向记者展示出当年划出的测算图纸,精确到每一米的距离。“如果按照他们的解释,秦始皇陵有那么大的话,会把整个骊山也包括进去,这现实吗?”

    其次,古代帝王的陵墓多是南北走向,兵马俑的方位却在秦始皇陵的东面。作为陪葬品,却没有坐落在陵墓的中轴线上,这有可能吗?

    “而且秦始皇陵背靠骊山前有大河,在古代的建筑风水学说中是极佳的地方,难道古往今来只有秦始皇一人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吗?凭什么出土不久就被认定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呢?”

    求证

    然而仅靠自己的判断还不能形成说服力,1976年陈景元跑到西安,现场看见的情况更让他疑心重重。

    按照兵马俑博物馆的说法,该俑坑建于秦统一全国的十几年后。但奇怪的是,坑里有很多不同轮距的车,这在当时是违法的行为。因为统一之前,秦国自己境内必须“车同轨”,否则无法在境内自由通行,统一六国后“车同轨”又在全国推行。秦始皇又怎么会允许自己陪葬品的车轨有宽有窄呢?

    而且秦始皇自统一中国后,就改正朔,易“服色”,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的制度。几乎所有的武士俑出土时却从上到下都身穿大红大绿的战袍,紫蓝色长裤,这与秦始皇“尚黑”的命令大相径庭。

秦始皇时只有大量使用步兵和骑兵的记载,而兵马俑坑内的军阵则是以战车为主的部队,兵器上也有可疑之处。

    据资料显示,1974年兵马俑出土不久,考古专家很快就得出结论,“秦俑坑当为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

    据《秦始皇陵东侧第一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记:“秦始皇俑坑的西端西距秦始皇陵东墙1225米,和秦始皇陵内城的东北角成一直线”。加上出土的器物,陶俑“是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在此后的宣传材料上,一致认为兵马俑的主人就是秦始皇。

    为什么结论会下得如此之快呢?1974年3月之后,围绕兵马俑究竟发生了什么?

    1974年3月24日,临潼县东西杨村一群农民在附近打井,发现了兵马俑。

    很快,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赶到,他们初步断定这可能是大型陶俑,不过距离秦始皇陵太远,是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及其时代、作用,他们一时也难以判断,当时也没有立即上报。

    1974年5月,新华社记者蔺安稳知道了情况。回京后不久就写了内参,刊登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2396期,标题“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短短四、五百字将事情清楚地描述了一遍,至于出土的武士俑是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但这篇文章已经将兵马俑和秦始皇陵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这个消息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当时国务院领导人的重视,要求国家文物局的负责人进行妥善保护。

    而当时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文化馆的负责人都不知道此事,很快就打电话询问。

    据陈景元透露,当时临潼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感到压力很大。文化馆的同志讲,出土陶俑的地方距离秦始皇陵很远,当时对坑的大小、内涵、时代和性质等很多重要问题,他们都说不清楚。他们是反复商讨并请示县领导后才决定不上报,待进一步调查清楚后再向上级汇报。

    对于内参上的报道感兴趣的还有江青,在批儒评法运动中,江青认为秦始皇是法家的典型代表,而新出土的兵马俑则为批儒评法运动提供了最好的实物资料。

    她批评下面对于这一重要发现没有及时上报,并指示考古工作者要保护好这些文物。

    很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与陕西文物部门的专家一起来到临潼,现场考察后疑问反而在更广的人群中扩散:这附近没有大型的墓葬,只有不远处有座秦始皇陵。但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怎么会放在如此远的地方呢?专家对陶俑的时代、性质、属主等问题仍不敢下肯定的结语。

    但在《试掘简报》中,却对兵马俑的主人做出了判断。

    陈景元了解这些背景后,更加坚信自己的怀疑:“当初对兵马俑的属性并没有准确的学术判断,完全是在政治压力之下做的判断,这难道不叫人起疑吗?”

    挑战

    陈景元不断搜集相关的信息,写出了“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开始向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刊物投稿,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讨论。

为了文章的发表,陈景元四处奔走,四处碰壁,没有学术杂志愿意和他一起冒这个险。

    《文汇报》的一位记者获知此事,将该事件发表在内参刊物上。1983年1月,政治局委员、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知道后,批示此文章可以用“未定稿”的方式发表,但结果却了无音讯。

    陈景元不服气,通过知名学者于光远,向胡乔木再次反映了情况。胡乔木再次批示,表示此文章可以公开发表。

    但很长时间过去了,社科院的刊物上始终没有出现这篇文章。

    为了让自己的观点为世人所知,陈景元想出了暗渡陈仓的办法,避开社科院,绕到自然科学院的刊物上发表。

    1984年第三期的《大自然探索》杂志全文刊登了陈景元的文章,除了质疑秦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还根据自己的考证说出他眼中武士俑真正的主人——秦宣太后芈(音:米)氏。

    《西安府志》中对此记载,它说:“秦宣太后,葬芷阳骊山,去新丰县十四里,则在临潼界。”在《临潼县志》中也说:“秦宣太后陵……在新丰县南”。地理位置和兵马俑出土地点相近。

    据《史记·樗里子列传》记载:“秦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可知芈氏是秦昭王的生母,而且她还是个“楚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兵马俑的发式和服装和当时的少数民族相似。

    公元前306年,昭襄王年少即位,宣太后摄政。太后临终之际,下令近臣为其殉葬,可昭襄王不愿意。当人殉的要求不能满足的情况下,为了孝顺自己的生身之母,便下令塑造真人大小的殉俑,布置一个辎重车队,象征性地让太后回归自己的楚国故里。

    陈景元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争议

    该文章激起了轩然大波,国内外的研究者不断询问兵马俑考古队对此事的看法。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秦俑主人有了全新的观点,《中国考古未解之谜》一书中,作者公开将秦俑的属主列入“未解之谜”。

    为了扭转这种舆论压力,一些兵马俑研究学者在西安召开研讨会,后来传出消息,到会的专家学者都认为陈景元的观点不正确。

    陈景元逐个给参加会议的学者打电话询问,一一询问是不是反对自己的观点。而让他吃惊的是,参加会议的一些学者和他有相同的疑问,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林剑鸣告诉陈景元,他本人也对此存在疑惑,并在自己的学术文章“秦俑之谜”中支持陈景元的观点。

    谢万幸、杨飞、张万鑫等学者,在各自的学术著作中,都表达了与主流不一致的观点。

    但很快,这些质疑的声音都被淹没在当时的舆论浪潮中,1984年12月11日的《陕西日报》刊登文章:“秦兵马俑坑的主人是秦始皇帝——秦俑研究学术讨论会纪要。”

    兵马俑博物馆前任馆长袁仲一认为,兵马俑确实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他是当年兵马俑考古队队长,有“中国兵马俑之父”之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后不久,兵马俑内发现了写有‘吕不韦’字样的戈,秦宣太后比吕不韦早100多年,宣太后的墓葬又怎么会有后人的东西呢?”

    袁仲一认为,在一本古书上曾经记载着,秦始皇前来视察工程进展,曾下令宰相李斯将陵墓的范围,向外扩展“三百丈”。经过人们的钻探测量,发现西杨村发现陶俑的地点,正好在这“三百丈”的距离之内。

    陈景元则反驳,他找到那本古书的各种版本,根本就看不见有“三百丈”的字样。退一步说,秦代的1尺只有现在的23厘米,“三百丈”折成现在的尺寸,只有690米,西杨村距秦始皇陵中心接近2公里,怎么可能在“三百丈”的范围之内呢?

    对于“吕不韦”戈,陈景元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此戈发现的位置不在墓穴的底部,而在中层。如果是和兵马俑一起陪葬的话,那应该是在底部。兵马俑坑内每年都有淤泥堆积,戈发现的位置可以推断出大致的年份,那是宣太后身后的年份。而且兵马俑遭到破坏,此戈很可能是后来人带进去的。”

    但这次辩论已经不可能公开出现了,没有学术刊物传达陈景元的声音。

坚持

    如今陈景元年近七旬,下排的牙齿已经全部掉光。他向记者感叹岁月的沧桑,而他一生都和秦始皇陵紧密相联。

    1957年,他离开故乡浙江金华,考上了西安建筑学院。报到后的第二天,他就独自一人到临潼东边的荒芜不堪的秦始皇陵“考察”,开始从建筑角度研究秦始皇陵工程,兴趣越来越浓厚。

    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沈阳的一家设计院工作,虽然单位在沈阳,但搞的工程几乎都在甘陕两省,秦始皇陵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视线。1974年以前,他完成了一部叫《骊阿集》书稿的撰写工作,书中提出了阿房宫修建与秦始皇无关,秦始皇生前未修骊山墓,这在当时已经是惊世骇俗的观点。

    直到现在,他关于兵马俑的“惊世骇俗的观点”还是被压制。

    陈景元不甘心,他说自己退休之后有了时间,反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证据的搜集之中,家里关于秦朝历史的研究书籍堆满书橱,足有一堵墙的大小。

    于光远曾就此事鼓励他:“学术研究不能搞民主集中制,更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这句话一直激励着陈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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