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诸葛亮北伐的战略意义，历史学家们虽然津津乐道，但至今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有人甚至认为诸葛亮根本就不应该北伐，即使是对北伐持肯定态度的人，也不过是把它作为积极防御，即战略上的防守，战术上的进攻。至于诸葛亮北伐的动机，很多人总是局限在“汉贼不两立”方面，而对战略的实质却始终无法洞悉。潘太史最近有所心得，愿将成果公诸于世，以便引起争鸣，最终一锤定音。
　　诸葛亮在《隆中对》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将军若跨有荆、益，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矣”。可见，诸葛亮当初的战略是极其谨慎的，即使具备了两路夹攻的条件，还须“天下有变”。但是在他主政以后，刘备、关羽等人先后亡故，实力大损；荆州已为孙权所有，虽然还保持着同盟关系，但在协调作战方面肯定不会十分得心应手，客观情况要比之《隆中对》所想象的要严酷得多。但是诸葛亮却义无返顾地一再北伐，其原因何在呢？其实，在前后《出师表》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只不过一直为人所忽略罢了。
　　请大家先看原文：“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屯将七十余人，武骑千余人，此皆数十年所内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所独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由此可见，诸葛亮已经认识到了四川地险而民怯，如果不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扩大疆域，拖到第二代、第三代的话，不要说进取中原，就连守住四川都很成问题，所以他才改变了原先的战略，变得异常积极主动。大概是想利用尚存的“四方精锐”，先占领关中，至少也要打下甘、凉二州，得到当地骁勇善战的兵员，才有将来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至于是否应该采纳魏延的战法，兵出子午谷，则纯属战术问题，不在本篇文章的考虑之列。
　　其实，蜀中地险而民怯的问题，在当时就不算是什么秘密。例一：公元214年，曹操破张鲁。主簿刘晔曰：“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若小缓之，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操不从。居七日，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虽守将斩之而不能安也”。例二：公元263年，或以为钟会主蜀，必生大乱。晋公司马昭曰：“夫人心预怯则智勇并竭，蜀以破亡，遗民震恐，不足与共图事。”
　　后人的见解则更加深刻，公元925年，诸将皆言蜀地险固，未可长驱。郭崇韬以问翰林学士李愚，对曰：“宜乘其人情崩离，风趋霆击，彼皆破胆，虽有险阻，谁与守之！兵势不可缓也”。李绍琛进至绵州。蜀兵断绵江浮梁，水深，无舟楫可渡。绍琛曰：“吾孤军深入，利在速战。乘其破胆之时，但得百余骑过鹿头关，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缮桥梁，必留数日，或教王衍坚壁近关，则胜负未可知矣。”遂乘马浮渡江，从兵得济者仅千余人。蜀主遣使请降，自出师至克蜀凡70日。得兵三万，铠仗、钱粮共以千万计。从历史上看，割据四川的诸侯好象从未有传世三代以上的，五代时期的王建、孟知祥都是如此。明朝末年的流寇张献忠，率领被左良玉击溃的残兵败将，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四川。
　　由此可见，北伐是诸葛亮当年唯一正确的选择。虽然进行战争的条件并不有利，但是只有速战速决，他才有获胜的希望。相反，任何看来稳妥的战略，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无异于坐以待毙。假如他的对手不象司马懿那样精通谋略，再假如能多活十年，并不是没有取胜的可能性。杜甫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作者：潘国良　十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