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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西安
来源:中国秦腔俱乐部 (2007-8-2)

  我的老家在河南汝南县,可是我生在西安长在西安,又在西安易俗社学的戏,演了50年秦腔,除去在乌鲁木齐(我的第二故乡)工作了17年,在西安也有40多年了,算得上个地地道道“家住西安”的人。
   我出生在北院门杨家巷,不久搬到西华门八家巷8号院内。可能因为我是我爹妈的独生女儿,所以刚满五岁就送我到一墙之隔的学堂去读书,美其名曰“学堂”,其实是座破得不能再破的小庙。没有课桌,没有课本,摆了几张方桌,学生围着坐。学校也没校名,人们都习惯地称它作“私塾”(后来这里成立了一所“启新小学”)。我的座位正好在神像的脚底下。我小时候有个极坏的毛病,老是偷偷地抠墙上的土吃(现在才知道那是缺锌),觉得那土的香味是任何糖果都代替不了的。一本书没学完那个神像的脚指头被我吃得所剩无几了。为此先生还打过我呢,不过他打的一点都不疼,有时挨打的反被惹笑了。先生是个外乡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流落到此,还带着老父亲,就住在破庙正殿的西屋里。第一天上学回来,我就给我妈喋喋不休地讲我的“见闻”。我给我妈说我的老师姓“小”,他爸一定姓“老”,还说老师家的水烟袋不和我家的一样。我妈笑了,说老师姓“萧”,他爸也姓萧不姓“老”。那时我还在吃奶,有时来不及吃就要上学,到了学校不是吊着脸就是找茬打架,老师没办法只得放我的假。回到家我妈准知道我要回来,吃完奶再回到学堂就活蹦乱跳,闹得别的孩子也读不了书,老师可头疼我了。我们萧老师是位孝子,为了养活他的老父亲,一边教书还一边做小买卖,那买卖也实在算不上生意,就在他住的小屋门口放个小凳子,上面架只木盘儿,里边放点糖果,是卖给学生的。我父亲有一手绝活——做花生酥,把糖稀熬到一定程度放入花生,再加些小苏打之类的东西,出锅以后放在一个五寸多厚的木盘里用一个大大的木樃头使劲砸,一直到砸酥,很好吃的。我在家里并不想吃,可一进学堂门就觉得那糖忒馋人,拿着钱去买,老师就是不卖给我,因为老师的糖是从我父亲那里趸来的。萧老师很慈祥,学生们都不怕他,我们经常在上课时间向老是讨茶喝,老师也不生气,还把茶杯送到座位上来,大家都爱这位萧老师。学堂里有二三十个学生,各人拿各人的书,拿什么书的都有,谁跟谁的都不一样。我不记得我拿的什么书,只记得里边有“孔融让梨”的故事,还有插图。每天只背书没别的课程,我书背得滚瓜烂熟,就是书上的字不认识几个。每背一遍老是就用红笔帽给书上拓个红圈,那书上红圈摞红圈也不知道背了多少遍了。后来我到了入学年龄,上了正式小学,还常惦记我们的萧老师,有一天我专程去看望萧老师,但已经是人去庙空,那破庙越发显得破败不堪了,也不知道萧老师又流落到什么地方,我心里一阵凄凉,落下泪来。
    我不光是我爹妈的独生女儿,还是我们院子的。我们住的大杂院,本地叫“什家院”,哪儿人都有,孩子也多,家家都是好几个,独我家只我一个。每逢久旱不雨或者连阴雨不停我就成了宝贝,经常被“委以重任”。我们院子一进大门有个照壁子,上边有个洞叫“土地台儿”,下边蹲着一尊石狮子。也不知道从哪代祖先留下的习俗:天旱了大人就端盆清水,让一个小女孩(必须是独生女儿)洗狮子,口里还念念有词:
    狮娃狮娃哥哥,天爷不下该咋着,毛头女子谁养活,-------
    下边的记不得了,要是一连几十天连阴雨涝了,还是要个独生女儿由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背着给院子中央栽个棒槌,再用红纸糊一帽子给棒槌戴上,那棒槌不像酒瓶子,它栽不住老倒,干脆换成栽砖,给砖上放一小块木碳,给木碳戴一小红帽。还要挂“扫天婆”,即剪个小纸人(女的),手里拿着扫帚,挂在廊檐下,意思是把天扫晴。这雨天挂“扫天婆”、栽棒槌,旱天洗狮子的差使就是我的。每到这时候我总有一种自豪感,有时还会拿捏一下,先问是栽的棒槌还是砖,栽砖才去呢,栽棒槌不去,人们没法只得依我。风调雨顺了我倒觉得寂寞无聊。
    几年前我和老伴带着儿女和孙子们专程去看旧居,我住的8号院和学校已不复存在了,对面28号是我老伴的故居,还旧貌未改,听说也要拆迁。那些儿时的小伙伴们一个个风流云散,各奔前程,不知都去了哪里,少不得又是一番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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