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这个定义无疑是对人而言的,但对于人又确实应该慎用,那些被封和自封天才的人,多少都会搞些乱子,有的干脆就成了狂人,因此,这两个极易使人疯癫得找不着北的字,最好别用在活人身上,谁用谁先倒霉,继而殃及池鱼。秦腔名丑阎振俗已经去世十五年了,用这两个字,当不会引尸还魂,造成老先生的死后疯癫。
我看舞台剧,对丑角始终是深怀敬畏的,我就想不来,美妙的丑角演员,咋就有那么大的神奇,能当场让我笑出眼泪,并满腹抽搐,扑通一下溜到椅子下爬不起来。我想我还是有些自制力的,也不是轻易能被那些“硬幽默”撞动神经的,可面对真正有含金量的喜剧,还是轻而易举就被撂翻了。这其中最让我没有免疫力、抵抗力、甚至辨别力的,就数阎振俗了。只要看他的戏,哪怕是模糊不清的录像,那种语言的生动自然和动作的机敏快捷,以及神情的冷峻超拔和韵律的不温不火,都让我不能不笑得肩背耸动,甚至为之喷饭。大概是被拙劣的“大腕小品”看腻歪了,那种“硬故事”、“硬包袱”、“硬转折”、“硬嫁接”、“硬表演”、“硬搞笑”,这些年是生生把人的一点笑神经给弄死了,看阎振俗,才能真的唤起一点想笑的声音来。
喜剧是最难把握的艺术,想逗人笑,结果咋都把人逗不笑,对于表演者,那是当下就要毛发倒竖,汗湿衣衫的事。那些大腕们之所以敢反复“铤而走险”,拼命地油腔滑调,全仗电视艺术的配音动效,不管好笑不好笑,话一出品,先配上一阵哄堂大笑声,腕们便有了继续唬人的底气,长此以往,发掘喜剧内因的功能便蜕化甚至变质了,有些真有喜剧天分的人,也就被慢慢扼杀了。能够年年月月坚持战斗在银屏上的那些熟脸,除了让人佩服他们敢于自轻自贱甚至自残(装残疾人)的勇气外,最让人佩服的还是那张撑得硬、绷得紧、色不充、戳不烂的颇有些厚度的脸皮。喜剧被搞到今天这个苍凉的境地,“名脸”瞎乱“扎堆”和电视技术手段的滥用,不能不说是罪魁祸首。
喜剧是真正需要用生命体验来盆水显影的一种艺术,绝不敢硬搞,硬搞就会失去妙趣天成的自然感。喜剧一旦不自然,笑声也就会变得僵硬起来。卓别林之所以让我们捧腹,那种生命质地的深刻发掘和生活演绎的自然流畅,是让我们越品越有味的原因。浅薄之徒的喜剧,让我们看完之后,只会用“耍怪”二字弃之若敝履。秦腔名丑阎振俗老先生的喜剧,之所以让西北大地的观众倾倒,一是得力于深厚的传统功底;二是有赖于几十年坎坎坷坷、风风雨雨的人生阅历;第三才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喜剧天分。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喜剧天才,是诞生在如此贫寒的特困家庭,用他自己独特的叙事话语说:“喝的拌汤(面糊糊)能洗脸,穿的冬衣没夹棉。想偷人没有胆,想做生意没本钱,光席冰炕腿放满(姐弟五个),被薄人多盖不严。你蹬他拽失情面,都说身后把风钻,弟兄常演‘三打店’,日子过得没眉眼。这种光景无期限,入地容易上天难。”1930年,在他11岁那年,终于熬不住,由终南山边边进西安城去学唱戏了。先到“三意社”,因吃饭不小心打了个碗(真是绳从细处断),被教练打得挺不住,又托人改投“易俗社”了。在这个后来蒋介石和鲁迅等大人物都看过戏的剧社里,阎振俗苦学苦练了五年半。汗没少流,泪没少淌,可一月五角钱的工资,实在“干得窝囊透顶”,终于,在“易俗社”去蒲城县演出时,他“溜号”钻入了另一个叫“景化社”的戏班子。在这个班子里,他风风火火干得正欢,却又遇上“西安事变”,老蒋被抓,远在潼关演出的剧社都被彻底查禁了。他是这样形容那段生活的:“潼关把城关,戏班子比鳖蔫。真是蚂蚱把腿拴,真是鱼虾上沙滩。真是孤岛失群雁,真像媳妇死老汉。”无奈间,他只好又偷偷溜回了老家终南山根。当初出门时,他是拍了腔子要挣钱养家糊口的,没想到,在外混打几年,回来身无分文,只顺手偷了一副国军的马镫,气得父亲直磕烟锅说:“咱家又养不起马,要的是啥吊马镫?连讨饭的都不如,唱你妈的个×戏。”折腾了一圈,又回到原点,邻里笑话,家人谈嫌,那种“怄气伤肝”的日子实在撑不下去了,他便又踅摸(寻找机会)着,准备找新的剧社搭班子挣钱。那时国民党军队也特别注重舆论宣传和文化娱乐,榆林高军长麾下就有班社,他很快就被“介绍到队伍里”做了“文艺兵”,这也自然给“文革”中“蹲牛棚”、“坐飞机”、挨闷棍、吃黑砖埋下了伏笔。在阎老的记忆中,那是最风光的一次换班社,“队伍上”先发了十五块大洋,他给家里留下十块,“换来一屋的笑脸”,然后置了一身“礼帽长衫”的行头(好歹是按名演招去的嘛)。直到去世前阎老还在感叹,咋没到照相馆把那副神气拍下来做个纪念。在国军的队伍里,他香的甜的没少吃,苦的辣的也没少尝,最要命一次,差点没一枪“结果了狗命”。那是蒋介石的中央军来了个话剧团慰问演出,要他们做群众演员,那帮家伙仗着“朝廷”的威势,对他们胡指乱挥,颐指气使,他想,咱也是国军的演员,你也是国军的演员,凭啥我们干活你们闲转,“有事没事还给咱板蛋(使脾气)?”暗地里,他撺掇起地方军的演员们,跟中央军剧团打了一仗,很快,他就被砸上镣铐,投入监牢了。还是唱戏的手艺救了他,再后来有一更高的指挥官要看戏,他以不凡的技艺为自己挣脱了枷锁。折腾来折腾去,直到1952年才因“唱戏的好把式”,又端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唱戏的饭碗。“文革”中,老戏查封,加之自己“历史浑浊”,遭斗挨批自是家常便饭。“文革”结束很长时间,他都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门房做“看门老头”。这种特殊的人生历练,造就了他无与伦比的达观性情,那种人生挤压中迸发出来的喜剧,如陈醋水击菜,似老铁匠淬火,便咋嚼咋有味道,咋看咋有神韵了。
生于1919年的阎振俗,活了72岁,从11岁出门,人生折磨就未间断,先后换过七八个班社,一会儿在省城学艺,一会儿在县城搭班,一会儿“伺奉伪军”,一会儿“招呼共军”,一会儿坐牢,一会儿改造,一会儿座上宾,一会儿“当门神”,总之,人生始终处于走钢丝、跳弹簧、抻皮条的动荡境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如同赤脚走刀山”。正是这种变幻莫测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独特的思维方式,任何角色一旦经他琢磨,性格特征便会平添神采,尤其是语言运用,可谓稳、准、冷、狠,什么角色一到他手中,说话方式以及遣词造句,都会得到“大翻版”式的改变,许多语言在哪儿一演出,便会成为一时的流行语,看似平常的口语、民谚、大实话,“安妥帖”、“卡到位”了,就给人一种醍醐灌顶般的生命透彻感。
其实阎老连一天学也没上过,他的语言积累,完全是靠传统戏本的继承和人生舞台的砥砺使然。全国解放后,他也曾猛学过一阵文化,据说先后有三年时间,一直在“生吞活剥”字典,许多字“硬是吃到肚子里了”。慢慢地,他的艺术创造就与文字有了直接关系。每领到一个剧本,他都会在上面写得密密麻麻,既有体会,更有剧词的改动,有时一句话会琢磨出十几种说法,直到同行和观众都“双手不由自主地抽搐(鼓掌)到一块儿”为止。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他的儿子找来一堆资料,其中有一份便是至今都被晚辈悉心珍藏的阎老手稿。这份手稿共有五十八页,用打油诗写成,全长八百零六行,计万言左右。前文所引用的诸多妙语,便是在这份手稿中“断章取义”的。手稿取名《艺途回首——我的五十年舞台生涯》,落款是1980年,那一年他刚好退休。虽然这份舞台生涯回忆录式的手稿,尚经不起严格的文字推敲,但其中的人生艰辛、世态炎凉已跃然纸上,对于艺术的细心体悟与精到把握也明白晓畅,尤其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豁透、散淡感,可谓字字珠玑,哲理深藏。掩卷后,让人久久在麻辣、辛酸、苦涩中,品味着喜剧的真正起因,喜剧似乎是要用悲剧做底盘的,是需拿厚实与深刻做轴承的,啥都能玩,喜剧真不是谁都能闹着玩儿的。

阎老先生不仅有深厚的生活积存,而且还有扎实的艺术技巧,二者相加,自是如虎添翼,相得益彰。丑角演员有些是半路因会“耍怪”而出家,要命的是缺乏功底,而阎老先生自十一岁起就练得“汗没干过,眼泪没断过,身上的皮肉没浑全过”。早先还演了几年须生,后来嗓子变“失塌”了,才改行唱丑。为了不落人后,他更是事事潜心捉摸,戏戏力求精彩,从而留下了许多艺坛佳话。至今还广为同行称道的是,他在扮演《十五贯》中的娄阿鼠时,竟然买下一只小白鼠,关在笼子里,放在家中观察达半年之久,最后慢慢总结出:老鼠最怕响动,一有响动便浑身颤抖,不能自已,那种警觉是任何动物都不具备的。因此,他的娄阿鼠一出场,稍有惊动,脚下便像安了发电机似的,突突突突突,一阵机械狂转,避之不见踪影。稍事安静,他又会探头探脑,觉得一切都安全了,才胜似闲庭信步地走出来四处乱嗅。进、退、翻、转,比闪电还快捷,窥、察、避、藏,如脱兔般利落。尤其是那一对“鼠眼”,机敏而狡黠,神凝而光贼,观六路,听八方,察天地,洞幽微,加之鼠嘴的频繁吸嘬和鼠须的奇异扇动,把个疑神疑鬼,胆战心惊,而又见财起意、欲罢不能的盗窃杀人犯的心理,揭露得淋漓尽致,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每每一举手,一投足,都掌声四起,呼声雷动,直引来秦腔界诸多“娄阿鼠”,至今都沿用着他的许多精彩套路。他在《艺途回首》中说:“老鼠是我的好导演,小家伙给我把道传。”这只小白鼠不仅给了他外在形态,内在神韵,而且还使他在唱念表达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更适合剧种特点和人物性格塑造的创新,其中娄阿鼠在公堂上的最后一段陈述,昆曲原来用的是唱腔,他感到唱出来“劲道”不足,加之唱也不是他的强项,便改为这样一段与人物性情极其吻合的道白:“那天晚上,小人把钱输光,饥饿难当,溜进尤家肉房,观见尤葫芦(被杀者)枕着铜钱睡觉,我心里起窍,刚把钱一抓,尤葫芦就把我拉,二牛顶仗力大,我二人一起打架,我正当防卫把斧头一乍,轻轻来咧一下,没的小心,砍得太深,大老爷开恩,从今往后,往后从今,我再也不敢参与打架,再也不敢过失杀人。”这种避重就轻、巧舌如簧的认罪伏法,用在娄阿鼠身上,是再也精准不过的性格语言开发,因此,许多《十五贯》演出版本,现在已基本效法了他的这些创造。在琢磨人物上,阎振俗曾下了许多别人不曾下的功夫,据说在演《两颗铃》中的特务“一零三”时,为了把烧鸡卖好,他还与“烧鸡王”交了朋友,其中有一段装跛子的戏,他甚至还专门结交了骨科医生,到医院实地观察,上手术台深究人体构造,最终使那几步跛子路,走得满台生风,美妙传神,至今人们回味起来都忍俊不禁。
在生活中,阎振俗更是注重性灵培养,将自己始终置身于艺术创造的氛围中,在他家里,到处都摆放着造型独特的树根、花盆、凳子、衣架、手杖、枕头等物件,上面雕满了鸡、犬、马、羊、兔、鼠、雁、鹰之类的动物图案,个个憨态可掬,呼之欲出。有人还以为是什么墓藏、古玩,其实都是他一刀刀雕刻出来的飞禽走兽。另外还有许多书画作品也四处悬挂,每一幅都是他对山水人物的悉心描画和对颜真卿、柳公权的刻意效法。连舞台上用的头套、胡须、梢子(可以甩动的长发)等化妆品,也都是自己亲手缝织。总之,阎老总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感知和创造,塑造出不同于别人甚至不同于自己的艺术形象来,这也便是他始终能够独领秦腔丑行风骚的根本原因。
阎振俗一生扮演了近百个生动传神的角色,无论是《炼印》中的贾按元,《法门寺》中的刘媒婆,《窦娥冤》中的张驴儿,还是《教学》中的白先生,《拾黄金》中的胡来,《打砂锅》中胡沦,都以独特的视角,超常的外形表征,塑造出了舞台形象的“这一个”。尤为大家称道的是《杨三小》中的杨三小,不仅集丑、旦于一身,而且融说、学、逗、唱于一体,是一曲很见丑角功底的戏。阎老寓庄于谐,风趣机智,把个貌丑心美、见义勇为的杨三小,演得出神入化,活灵活现,至今有人说道起来还捧腹不已。我尤其喜欢这个独幕戏,他给小人物以诙谐幽默的个性,给小人物以侠肝义胆的豪情,给小人物以超凡脱俗的智慧,不似今日的某些晚会喜剧,总是拿小人物开涮,让他们吃了苦,受了罪,还要在城里人面前出尽洋相,说些傻麻格登的话,做些瓷麻二楞的事,临了抖一个包袱出来,还让小人物再露一回贪小便宜的丑。我总觉得这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缺乏温润和厚道,是一种少数人的喜剧,多数人的伤痛。用一句流行的小品话语说:悲哀,的确悲哀。我们应该有更多“杨三小”式的喜剧。

笑星阎振俗是1990年冬天离开我们的,那时他患胃癌已一年多时间,病痛的折磨始终没有击垮他乐观向上的精神世界,弥留之际,同事们心情沉重地来看他,他还极其轻松地创作了一段自己最擅长运用的舞台韵白:“人活七十是大寿,儿女孙子全都有。工资虽少将就够,清贫生活佛开口。地球本是一堆土,有来有往是轮流。如果来了都不走,压扁地球没处蹴。”这种人生的达观豁透,给活着的人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以至今天,还有许多人在传诵着这段以自然规律笑对死亡的箴言。
是丰富多色的人生,造就了阎振俗不同寻常的丑角气象,他给秦腔观众带来了太多的笑声,也给我们传递了太多的苦涩,他一直在演小丑,但在生活中始终没有露出跳梁小丑般的浅薄样,这对今天的“喜剧世界”,无疑是有古铜镜般的照耀意义的。丑角戏有许多属于剧中的“花边”“彩头”,当是“小角色”一类,但阎振俗从不以“小”为耻,不以“配”为贱,认认真真演戏,朴朴实实做人,没有把舞台上的小丑行径如法炮制地带到生活中来,因此,他一直是观众和同行都十分尊重的大演员。好像是林彪说过,天才五百年才出一个的,但愿阎振俗式的地方戏喜剧天才,能缩短周期率地频繁涌出,这个时代太需要真能激活人心灵,从而真的笑出眼泪的喜剧了。

摘自：《美文》2006年19期　作者：陈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