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榆林历史、地理、文化简况
我的家乡榆林市，位于陕西省北部。这里历来是陕北近十几个县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城门、东城门外是毛乌素大沙漠的南沿，西城门外是一片河谷，榆溪河由北而南经无定河流入黄河，南城门外则是山峁纵横的丘陵，全城海拔约为1100米左右。现在的榆林老城，兴建于明代。
我小时候听大人说过“三迁榆（渔？）阳”的故事，即历史上的榆林城址曾因沙漠的侵袭而由北往南迁了三次。直至1958年之前，榆林的老城还是基本完好的，特别是四个城门楼，各有特点：除西门仅有一个两层的门楼和一个东西方向的门洞外，北、南、东三座城门都是分内外两道的。如今，西门已经荡然无存，北门、南门仅留其残垣，唯东门还原样保留，让人联想起当年的情景。听大人说，南北城门间共2.5公里，东西之间似乎不足两公里。全城的地貌，南北为坦道，东西由高而低大倾斜，两城门至少有200米落差。每年夏天遇到暴雨，从“东山”上下来的洪水，挟裹着的大量泥沙，可以给大街上铺出一尺多高的“沙被”。北、东门外基本被沙漠包围，往北约六公里处，即为著名的明代长城，而且在最高处，矗立着建于万历35年（1608）的烽火台，榆林人称之为“镇北台”。该“台”筑于沙、土相混的一个大山丘之上，共三层。据说是万里长城上最大的一个烽火台，设计十分考究。登台顶眺望，可将二、三十里内的塞外风光，尽收于眼底；雄踞万里关山的感慨，也会自然而然地从心底流出。
榆林城内，有一条由南而北的用砖铺的街道，宽约2。5米，俗称“大街”（音Gai）。公元1958年以前，从北到南共有十余处明清建筑：如石牌楼；鼓楼；木牌楼；凯歌楼；钟楼；星明楼；万佛楼；四方台等。经历“文化大革命”浩劫后，现在仅余钟楼、星明楼、万佛楼三处。其中，兴楼为明代建筑，而且全部为木结构，故作为全省文物重点被保护下来了。这些建筑物的东西两侧，则有上百条南北向胡同，它们的名子，也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如肉市巷、沙锅巷、仓巷、韦则巷、吕二师巷、豆腐巷、上帝庙巷、米粮市顶巷、贾盘石巷、曹腊肉巷等等。此外，榆林城内外还有几十座寺庙道观，我能记得的有：大仙楼、无量殿、文庙、准提寺、青云寺、老爷庙、东阳庙、戴兴寺、北岳庙等，现存的有无量殿、青云寺和戴兴寺。
最后，榆林还有一个值得夸耀的东西，那就是城里普惠泉常年不断的泉水。这眼泉的源头就在城内东北角的一座小山下。老百姓管它叫“龙口”。同时又把“龙口”里流出来的水叫“桃花水”。我们小时候经常到龙口玩，看到它那不到三平方米清彻见底的小水滩，竟然永远也流不完，还每天供应榆林两万多人吃用，真是不可思议。也许是为了感谢大自然的给予，人们在“龙口”附近修了一座“龙王庙”，既作为永久性的纪念，也成了日常敬奉龙王的所在。大约在1954年左右，政府在“大街”上铺设了管道，每隔几十米就按一个自来水龙头，于是，原本是自然的泉水就人工化了，再往下，由于人口大增，榆林建成了自来水厂，于是普惠泉的水与自来水厂的水合而为一。但这时我已离开榆林。现在说起来，在我17岁出外读书之前，我一直喝的是那清纯的“桃花水”，也可以说就是现在时兴的、要花钱才能喝的“矿泉水”，我当然应当以此为荣。
在饮食方面，虽然物质经济落后，但老百姓历来有精细、考究的传统，特别是婚宴吃喜酒的十二“饯”（件？盏？），有冷有热、有荤有素（自然是以荤为主）、有甜有咸、南北皆融，作为一种地方佳肴，真让人难以忘怀。当然，除了这种“套餐”外，榆林城里的人用“桃花水”点的豆腐和用它制成的粉条、“拼杂烩”、“拼三鲜”、年糕、炖羊肉（即手扒肉）、粉浆饭等也是名闻遐尔。

二、榆林岁时节日
在旧时代，榆林人的生活方式相对来说是比较封闭的。比如节日，每年就要过很多个，正月的“春节”、“元霄节”；二月的“二月二”龙抬头节（俗称“打春”）；三月的“寒食节”（即清明节）、四月的“四月八”（赶庙节，全城人大多数要到青云山去，该庙会至少三天）、五月的“端午节”（即粽子节）、七月的“七月十五鬼节”、八月的“月饼节”、九月的“重阳节”、十月的“送衣节”（给死人上坟、送寒衣）、十二月的“腊八节”“灶王节”等等。俗称“四大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八小节（立春、二月初二、四月初八、夏至、立秋、立冬、腊月二十三），二十四个‘渣渣节’（每月的初一、十五）”。这些节日中，有为人（活人、死人、或活人、死人一起）过的，也有为神过的，还有专为鬼过的。
其中、腊月、三月、七月、十月必须要到“祖坟”上去，而且应该是一个姓氏家族的人全去。我们小的时候，这些规矩全都保留着。但毕竟因年龄小，三月，尤其是七月“上坟”我们就爱去，因为天气相对暖和，最主要的是吃的东西比较丰富，给死人烧罢纸以后，我们要在坟地野餐一顿。
七月那次主要吃西瓜、香瓜、烩菜，三月那次吃摊饼、拌豆牙等，尽管是些风味菜，但对于小孩来说，已经是很惬意的事。
八月“中秋节”是最受欢迎的。因为这个节日的食品特别丰富。当地人不管经济状况如何，都要到“馍馍铺”（点心店）去“打月饼”，即拿着自备的面粉、油、糖、芝麻、枣等，让铺子里的师付加工成各类月饼，再买些苹果、葡萄、沙果、枣等。其中，一些月饼是专为神神们准备的“供品”，它们个头很大，最大的直径约40厘米。长辈首先要把它们及果品敬在家里的佛龛前，领着全家人烧香瞌头。同时，要联络本家亲戚一起到祖坟上祭洒同宗列祖。第三件事就是“分”月饼。即按照家里的人口数以及月饼的类别分成若干份。我记得，我们家总是由父亲主持。他会很公平地给我们分配，数量少的每人分一、二个，多的分三、四个，无论是月饼，还是水果，都一律对待。分完了之后，父母给我们每人发一个瓷罐，让我们将月饼与水果一起装到罐内。因为一年就这么一次，所以我们总舍不得吃。大家不是比谁先吃完，而是看谁保藏的时间长。久之，月饼与水果的味道串到一起，发出另一种混合而又特殊的香味，这味道，我至今都能回忆起来。一般说来，我们的月饼可以吃一个多月。因为每次只吃一角，或者只吃一个沙果。甚至有时候让苹果霉烂。至于供神的月饼，则在节日后撤下来，然后用锅蒸软，由全家人共同享用。
而腊月、十月“上坟”就有点儿勉强，因为天太冷，又没什么好吃的。再者，我们家的祖坟距城里有十几里路，而且大半是沙路，走起来很费力气。所以，常常要想办法躲起来。但最终还是在招来一顿责骂后尾随大人悻悻而去。

三、榆林社会宗族关系
榆林人历来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这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它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延伸。一个方向自然是母亲系统的，即“母系”血亲关系。首先是母亲的父母，即外公、外婆。
榆林人称外祖父为“外（音Wei）爷”，称外婆为“婆婆”，称舅爷为“舅舅”，称“姨妈”为“姨姨”。这是母系方向中最亲近的一支关系。无论哪一方，都将其视如一家。由于这一点，则与舅舅、姨姨的孩子们也十分密切，这就叫“姑舅”。除了外祖父一支外，如果外祖父有弟弟、妹妹，同样是很亲近的关系，他们依次被称为“二外爷”“三外爷”；“大姑nue”“二姑nue”等。因为他们是母亲的叔叔、姑姑。而他们的儿女，则同样称舅舅、姨姨。多数情况下，为了表示亲近，还往往同外祖父家的舅舅、姨姨们按年龄排次序，这样，每一家人就会有很多舅舅、姨姨。例如，我就有十几个舅舅和十几个姨姨。多年来，我和他们都有联系，每次见面也都十分亲热。
母亲系统的第二个方向是她的母亲一系，即她的外公、外婆、舅舅、姨姨。这一支，在榆林的社会宗族关系里，也同样很重要。而且来往密切。母亲的舅舅被第三代称为“舅爷爷”，姨妈被称作“姨婆婆”。她的表弟、表哥、表姐、表妹们，则也被称为“舅舅”、“姨姨”。这很让人想起《红楼梦》中贾家与王、薛二家之间的关系。父亲一系的主要关系当然首先是本族，即他的叔、伯、堂叔、堂伯及兄、弟、妹、堂兄、堂弟、堂妹等，一般在“五服”之内，即曾祖－祖父－父亲－儿子（曾孙）－孙子（重孙），这五代内都会有礼仪来往。另外，父亲的舅舅、姨姨、外公、外婆也都有较多的来往。因为他们是祖母的父母亲和兄弟姊妹。作为祖父本人的岳丈、岳母，非但他自己很看重，就是父亲自己，也格外重视，因为是他的外祖父母。所以，平时也要表示孝心。特别是重要节日，必然要送去一些食物礼品。然而，总的说来，日常生活中比较亲近的，仍然是母亲一系。无论哪家皆然。为什么呢？我曾反复想了很久。最终认为，根本原因是本家一系，即父系，再怎么说，也会有财产的分配或再分配问题。大家关系再好，也可能因此而有什么不快。但母亲这一系，她自出嫁起，就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分配财产的权力。所以，她与父亲家里的任何人都没有矛盾。反而成为大家十分乐意聚会的地方。对此，从小到大，我都有十分深切的体会。

四、丧仪琐记
这里我着重说说榆林的丧仪，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地浓厚的民风民俗。我所依据的是我前后四次亲身经历的丧仪活动，四次相隔的时间约五十年（1948－1998），但其仪式程序竟然基本没有改变。即它似乎以一种“稳定”甚至“超稳定”状态一直保留到今日，这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
榆林把人死了叫“老瞌”，意思是他永远地睡了；另一种解释是“老去”（榆林方言读“去”为“ke”），即“老去了”；有时也说“没了”“没下（读ha）了”。应该说，这些词使用得非常“文”气。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把“怎么办呢”？说成“这个怎解勒”？（读作“子敢ZuaJiele”）；把“明白不明白”“懂不懂”说成“解下解不下”（读作“Hai Ha Hai Bu Ha”）；称各类生活用品为“家什”（读“家si”）说明这里的方言中保留了许多古语。一个人“老瞌”以后，他的亲人首先要给他擦洗全身，然后从里到外给他穿好衣服。这衣服称作“老衣”“寿衣”。如果是冬天，就穿棉衣；如果是夏天，则穿戴稍薄一些。脸必须用绸子蒙起来。在我的印象里，榆林的老人（50岁以后）对待生死问题似乎很坦然。在自己很健康的时候就亲自或者敦促晚辈为自己的后事作准备。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样东西，一是寿衣，一是棺材。至少，他会买好布料（多数是丝绸）及木料，有的干脆做好。把寿衣置于衣箱内，把棺材放在偏屋或寄存于他处。隔一段时间还要到停放处看看，一点也没有怯懦之感。当完成了所有的擦、洗、穿、戴事宜后，便将亡故者十分小心抬到堂屋地下，让他（她）依堂屋的山墙而仰卧。
“停放”完毕，要在遗体前面置放一张供桌。经济情况好的要摆上十余种菜肴，差一些的也要摆上四种左右（榆林方言叫一种菜为“一饯”，四个菜称“四饯”，八个菜称“八饯”，十二个菜称“十二饯”，后者是极限，为“全席”）。桌上同时点亮蜡烛或油灯，这盏灯直到第三天或第五天“起棺”前，绝对不能有一刻熄灭。另外，自然还要点燃三柱香，代表天、地、人。这香，也同样不能灭。离供桌稍远一些，置一沙锅，里面盛半锅水，锅上放一把火筷子。到此，穿戴、停放的程序就算基本结束。
与这个程序进行的同时，主人家必须立即请一位专事此道者，即当地称做“揽头”的人，让他把死讯传达给所有的亲戚朋友，这叫“报丧”。因为榆林地方小，大多数人都相互认识，甚至都是亲朋故旧，所以，“揽头”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就能把消息传到亲友家。“揽头”报丧时，遵照主人家的意思，分别给亲友送去做“孝衣”（孝读作“号”）的白布料，有关系较远的送六尺九，可做一条号裤；关系亲近的送一丈三尺九，刚好够做一身号衣（料子不能是整数，即“满尺”，一般是差一寸）。揽头把这些布料搭在肩上，到了一家，先报告“某某老瞌了”，再将布料交给这家。而且，他到各家并不进屋，而是站在大门外（榆林人多数住的是四合院），用一种固定的腔调向这家人报告。因为亲戚关系不同，他必须把死者与这家人之间辈份名目讲清楚。假若死者是这家人的舅舅，那么，他会报告你舅舅于今天某某时辰“老瞌”了；假如是姑姑，则报你姑姑如何如何。对被报主人家，则称“老爷”“先生”。这样，大约不出两、三小时，所有与死者有关系的人家都会获悉这个消息。而正式的“祭祀”活动也就由此开始了。
在榆林葬仪中，“揽头”是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熟悉葬仪活动中的全部事宜。从最粗重的挖墓穴，到细致入微的“入敛”“洁面”，样样在行；他们既是“跑腿”的，又可以说是葬仪中实际的总指挥。能干者，甚至可以同时为两三家办事。在榆林，这种职业是世袭的。例如，现在已经80岁，但仍然奔波于各家葬礼的阎小宝老先生。他的父亲就是榆林有名的“揽头”，与我祖父很熟悉。阎小宝虽然已经是80岁的人了，但他一生从来没有住过医院。春夏秋冬任揽头，从不停歇。他主持“烧纸”仪式，声音洪亮，悦耳中听；他能在上百人围观的“大敛”中，指挥若定。他的儿子是个哑巴，从小跟他在丧仪中挖墓穴。墓穴挖得又标准又干净，是榆林有名的“土工”。2000年春节，阎小宝不无得意而又满有感慨地对我说，祖父、父亲、母亲的三次葬仪，他都是大“揽头”。
除了请“揽头”代报之外，死者的孝子也可以用见人下跪的方式“报丧”。凡是与他有亲戚关系的，一见面，他立即下跪叩拜，并报告自己的什么人刚刚故去，对方也会还以作揖礼，表示已经知道。这时在死者家里，一方面，立即设好一间“帐房”，由一人收礼，一人记帐。这些人要么是主人家的亲友，要么是值得信赖的朋友，或者是某位半职业的人员。凡来祭奠的人，必须先到死者停放的地方，面对尸体，下跪烧纸。他一进屋，站立一旁的起“司仪”作用的“揽头”立即报告谁谁来了，并说“搭礼、搭礼”这时，所有跪于死者脚边的孝子贤孙，也还以磕头之礼。然后，揽头再喊“送客，送客”。如果祭奠者络绎不绝，那么，本家人也就要不停地陪下去。祭奠者所烧的纸灰一定得扔到沙锅中。
如此这般，祭仪要进行三天或者五天。这个数字，一般由两方面的情况而定。一是由阴阳先生安照死者的生辰八字来切算该停放几天，一是遇有死者的亲人在外，一时赶不回来，故多停两天。按照古礼，要么三天，要么五天，不能是偶数。烧纸仪式完了后，祭奠者在专人指引下到帐房里交一笔钱（过去是一两毛，现在是十元、二十元不等，一切依远近关系而定），或加送一块稠布。钱称“纸钱”，布称“丈子”。记帐人根据送礼的多寡返还一定的钱数给送礼者。如果送十元，则返还三毛，送三十元，返还五角或一元。（为什么“返还”？）在一连数日的奠祭仪式中，子女、亲友，总有人在亡者尸体前恸哭。特别是近亲中的女性，一进屋先烧纸，烧完纸，立即坐或跪在亡者脚边哭起来。这大概就是古文献中所说的“哭奠”。
当这边的祭仪随时进行时，在阴阳先生（榆林称“平事”）的主持下有关死者下葬的墓穴的选择、挖修也早就开始了。阴阳先生必须在去世的当天赶到坟地，用罗盘进行一系列的勘察、计算，然后确定墓穴的位置，同时杀一只鸡，念相关的祭语，最后布置土工开始挖修墓穴。一般的墓穴约两米深浅，直穴，一头宽，一头窄，平面面积略大于棺材。也许是因为此地风俗极为厚重，也许是因为这里地广人稀，自1949年至今，无论社会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革，但传统葬俗却一如既往。听说，火葬场已经建成40多年了，但几乎无人选择此种方式。土葬，仍然是当地唯一的入葬形式。普通人家，墓穴仅挖好即可；如遇富户或孝顺子女，则会在穴的上方箍一拱形砖洞，一方面求得长期保存，同时也是为了让死者“安息”得更好一些。
在传统葬仪当中，自然少不了音乐演奏。我记得1948年我母亲的叔伯祖父（我们叫“二老外爷”）去世以及我祖父1951年夏去世时，葬仪是很隆重的。所谓隆重，主要还是体现在用乐的份量上。二老外爷是因为他寿数大，家里也比较有钱，所以和尚、道士、吹鼓手请了好几班，帐子、纸制物挂了满院、满巷（榆林话读“行”），一连五天， 烧纸、致哀、祭典和看热闹的人络绎不绝。出殡那天，送葬队伍走了大半条街。我祖父的葬仪热闹是因为他是当地庙会的操办人之一。经常要与和尚、道士、吹鼓手、戏团打交道。与榆林绝大多数这一行当的人都很熟悉。他不到50岁就去世，大家自然十分难过，所以愿意帮忙的人特别多。在整整三天的祭仪中，白天有鼓乐班吹打，晚上则有和尚、道士们吹奏、诵念，可谓鼓乐齐鸣，昼夜不息。鼓乐班使用的乐器主要有两支中音唢呐（大唢呐，似乎只有陕北地区使用）、一面堂鼓（径宽一尺余，呈扁状）、一付小镲、一面乳锣（径长尺余），当地称这种锣为“铜鼓”。乐手们吹奏的曲子，大都是明清曲牌，如《大开门》《小拜门》《大摆队》及明清曲牌如《卖杂货》《上南坡》《害娃娃》《掐蒜苔》《满堂红》《十杯酒》《冰把凉》等。陕北鼓乐最精彩的地方，是它的两只音高、音域完全相同的唢呐虽演奏同一旋律，但又时分时合、同中见异、异中有同的技法和音色。吹高声部者叫“上手”，吹低声部者叫“下手”。“上手”演奏的旋律略微花稍些，“下手”演奏的旋律较平直些，但它又是鼓乐的根基，两者如连理枝，谁也无法离开谁。技艺高超的吹鼓手们，在演奏传统曲牌时，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听起来天衣无缝，如出一器，确实是中国民间古乐的一枝奇葩。唢呐班一般不进院子，只能在大门口摆一张小桌，桌上摆些茶点、烟酒，吹一阵，歇一阵，每次长则半小时或40分钟，短则20分钟。上午算一个单元，下午算一个单元。到了晚上，和尚与道士轮流奏、念。他们使用的乐器主要是管子（我们叫“咪咪”，是一种管径颇细的管子）、笙、小鼓（无柄，径长约25厘米，呈扁状，用左手拿，右手执槌而奏）、碰铃、小镲等。他们做“法事”是在院子当中。在直对停尸房间的地方，摆好一张大桌子，桌子周围点上青油灯；大桌子上边摞一稍小的桌子，也在其周遭点一圈灯；小桌子上面还放一张更小的桌子，四周也有油灯，整个形成一个“灯塔”。油灯的数量为八十一盏，这与民间凡事都讲究“九九八十一”有关。和尚、道士们念一阵，奏一阵，念的时间较长，吹奏的时间较短。但他们演奏的是什么曲名，我完全不知道。后来明白，这就是“放焰口”，做“超度”。记得那几天，我们同大人一样，晚上睡得很晚，大人们是给死者“守夜”，我们则很爱看和尚、道士们边念、边唱、边奏、边围着桌子转圈的表演。特别是夜深人静之时，他们用笙管演奏的曲调，真象是“仙乐”一般，让人终生难忘。
“文化大革命”以后，榆林各寺庙日渐恢复，但道士、僧人很少，自然在丧事活动中也就难得看见他们的踪影。1998年夏，慈母仙世后，我们曾请戴兴寺仅有的两位僧人、尼姑，在自家的一间小屋里为她老人家念经超度，与40多年前祖父丧仪上的那种场面相比，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总之，在榆林传统葬仪中，无论三天、五天，由“吹鼓手”演奏的俗乐和由和尚、道士演奏的佛、道之乐，是基本上不能间断的。前者为民间俗乐，虽有个别曲目较低沉，但多数曲牌通俗、热烈，特别是每一曲的后半，在鼓点的催促之下，音乐越奏越红火。这类音乐，同样可以在“婚事”中奏，当地人从来都不介意。这也正好应了老百姓的一种“观念”－所谓“红白喜事”。但后者，即佛乐、道乐，却只用于殡仪场合。它们飘逸、肃静、庄重、清新，据说是高僧大德们超度亡灵，送亡人步入天国的音乐，所以，也才会有这种音乐个性和情绪的自然流露。在榆林，这两类音乐就这样世世代代相互为伴，成了丧礼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事项。当然，人们对这两种音乐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吹鼓手音乐不能在院子里吹，供给他们的饭菜也是马马虎虎。但必须如数付给他们报酬。这报酬是有相对固定数目的。如果是富家可以多付，但少付是不行的。和尚、道士之乐一定要在院里甚至屋内奏，主人家常以贵客招待。但一般不付报酬。只是每年到庙里、道观去烧香、布施。显然，一个地位较低，与主人是“买卖”关系，另一个地位较高，与主人是施主与受施的关系。这样的音乐观念和“乐制”，也同样不知道在榆林存在了多少年。
死者在家停放三天或五天后，就要举行埋葬仪式了，榆林人将此称为“出殡”。出殡前，即当日上午，首先要给死者再次穿戴，即在“揽头”的指挥下，先往棺材里铺褥子，放枕头。当地的习俗为，铺的数目不限，一－七层均可，但盖的只能是一床被子。再接下来就是给死者穿外套，戴抖篷，并用长绸布反复缠裹，并在头部、胸前、脚部都札出花样，这叫“敛裹”。敛裹的全过程，亲人们必须跪立于一旁。这时，所有的人都会悲恸不已，放声大哭，因为这意味着自己的亲人真正要永远地离开家了。待一切完毕，就盖上棺材盖。盖盖前，家里人如果想让亡者“带”走什么，如银元、金戒指、银镯子之类，则亲自包好，塞到其头下。盖棺材盖时亲人们哭得更励害了。所谓“生离死别”者，即指此也。“敛裹”仪式到这时候算是完成了。在敛裹之前，当人们把死者从地上抬起，放入棺材并离开屋子时，由帮忙的人进行“打醋碳”之仪，即将点燃的碳夹入一铜马勺内，再倒入少量食醋，便会立即散发出一种味道，持马勺者须走遍家里的所有房间，目的是用这种味道“消毒”。同时，还要在死者所住过的房间放一通鞭炮。据说，这又是为了驱除鬼邪。一切妥贴后，如果是讲究之家，则要请人诵读“祭文”。“祭文”有严格的行文格式，并一律以文言写成。遣词造句，颇有骈体之风。旧时代的祭文已经较难找到了。这里只引近期收集到的一份，大家可以从中窥其旧貌：
公元一九八八年十月初二，不孝男守仁、守智、守忠并众女、孙等，谨以香花礼酒之仪，致祭于：
慈显张氏讳秀英恩君之灵前曰：皇天罔极，降此鞠凶，呜乎吾母，辞世归真。母为倾城画艺世家张门之这长女，自幼精敏，事无不通，孝敬婉娴，知礼达性，阖府宝爱，亲慈倍珍。外祖讳海彦敦笃沈识，彰闻于邦，吾门敬仰，请攀淑德，双亲慎览，恩准年仅一十有七之明珠惠赠近邻。初入吾门，柔色率礼，敬奉阖府长幼十余尊，俯翁蛄之教诲，持箕帚而勤劳，常守划地之牢圈，未敢有偏斜之举止，后支撑独立，夙夜劳心。猝临夫君外出遇阻，天涯海角，二十春秋，孤将三子五女苦守门庭贫居，尝待米而饔餮，借屋而迟；携双兰步乡间坎坷之陌，操农家犁锄之劳，节风沐雨，六度寒暑。幸盛世再现，方返桑梓落巢，享天伦俸养之乐。痛思母立吾门六十有一载，遭际蹉跎，辛苦备尝；居贫忘贫，为子女成龙，拼自身刻苦，幼时皆全力致读，继为三男五女成家立业，操持门庭，造福子孙，后年事已高，尚愁肠百结，常为子孙阖家安睦排忧解纷。三春之辉，融融在心，滴水未报，悔愧千秋！显妣之贤，有口皆碑，敬邻重里，友情爱朋，同胞遗孤，竭诚关照，其情切切，其意殷殷。年虽七十有七，子孙敬迎，咸祷之永生永存，泽被己身。而风云不测，于九月二十五日夜噩疾骤临，隔日之间，驾鹤西去，伥望遗容，子孙哀恸，亲友悲声，日月隐耀，山川潜形，哲人其萎，遗爱长存，临风吊奠，聊表哀忱，予以告慰，在天之灵，神鬼明鉴，来格来，呜乎哀哉，伏惟尚飨。（选自榆林城内一普通人家）
读祭文时，全体带孝者必须下跪静听。读完，即开始“起灵”，或称“抬棺”的仪式。就在棺材抬起来的一刹那，死者的长子（或长孙）必须跪在地上将沙锅高高举起，然后摔在地下。这就表示“出殡”仪式正式开始。临出家门时，孝子贤孙及所有带孝者，每人都要怀揣一小块柴、碳，这叫“揣福”。
“出殡”一般于中午12时以后进行。这似乎是当地不成文的一个规定。（如果是非正常死亡，则会在一大早进行）在1950年代以前，棺材被放在一个长两米余，宽约1.5米，高约半米的木架上，棺材顶上罩一红布围起来的“羽葆”，羽葆之上还有一颗铜铸的球形冠，装点得十分气派。棺材则由专行丧事的杠工门抬着往前走。出殡队伍依次分男女两行，长子拉棺材，长孙举“引魂幡”。按榆林的规矩，死者如果是一个有影响、有地位或受人敬重的人，那就要从“大街”转到“二街”。然后，才出城往自家坟上去。过“大街”时，还要尽可能穿越每个大建筑（例如鼓楼、钟楼、万佛楼等）的门洞。丧葬队伍经过之处，都会有亲朋故旧揽路作“街祭”（也称作“路祭”）。“街祭”分轻重两类。重者，叫“茶祭”，即当街置一小桌，桌上摆四－十二盘菜，然后由祭者烧纸，跪拜，本家人则还以跪拜礼；轻者，则只烧纸，行跪礼，不献食。丧仪队伍的次序是：打着横、竖帐子的人走在最前面，帐子上写着称颂死者的诗、词、祭文；接着是各种纸札的房屋、动物（马、羊）、神灵（如赤脚菩萨）用物等，纸扎物主要根据死者生前的爱好而制作，以表达生者的一种祝祷；再往后就是吹打乐队，过去是唢呐班、僧、道班一字排开，现在只有唢呐班，有的甚至根本没有音乐相伴；最后是全体戴孝者，按关系远近排列，关系远的走在前面，关系越近的离棺材越近。这些戴孝的人，一般排成两行，每人手里柱着一根约40厘米的棒子，称“丧棒”，丧棒表面用带穗的白纸裹着。从棺材的头部开始，这些“丧棒”被一条很长的白布连在一起，等到有人设祭时，大家一起跪下，再一齐站起。跪下时，头上的“孝帽”两角有如牲口的两耳，丧棒上下垂的纸条有如牲口的两直前蹄，从远出看，像是一只四脚的驴或马，这叫做为老人“当牛作马”。在这一行人中，嫡亲中必须有一人扛“幡”，幡是死者灵魂的象征，所以应该由他的长子或长孙来扛。 到了 坟地以后，“幡”与其它纸人纸马一起焚烧。
关于戴孝，榆林人称“孝衣”为“号衣”，所以，戴孝也称“戴号”。过去，孝也分轻、重。凡属嫡亲关系，一律都戴重孝。除了一身白布衣外，腰间还要扎麻线，麻线约一只胳膊那么粗。所谓“披麻戴孝”就指这种孝服，当地称之为“丑号”。越“丑”越显其“忠”“孝”。儿子、孙子均是白衣、白帽；曾孙穿白衣，戴蓝帽；重孙（第五代）穿白衣，戴红帽。如果孝帽的白、蓝、红色齐全，围观者一看，就知道是“五世同堂”。
到了坟地，本家人首先要在墓穴的脚右侧点燃煤碳，让它烧得旺旺的，这是为了给死者“暖炕”，如果一次点不着，就预示某种不吉利。所以，点火的人要十分小心。等火烧旺了，阴阳先生再杀一只公鸡，并念一串祭语，把死鸡扔得远远的。这两个程序结束后，就表示可以下葬了。下葬之前，要把棺材盖打开。富有经验的“揽头”指挥众人用绳索慢慢将棺材往下放，直到穴底。这时，由他下到墓穴底，把蒙在死者脸上的绸布揭开，然后用白酒净洗脸面，这叫“洁面”。同时，揽头要在棺材顶部安放“祭食罐”，即一个装有各种米的陶瓷罐，体现出生者对亡人的关怀。另外，还要把事先用朱色写好的亡者生辰八字的砖也安在棺材边，这可以保证百年之后，都会认出亡者的身份。一切完毕后，揽头回到地面，高喊一声，让大家对着墓穴，最后看死者一眼，这表示生者与死者的真正诀别。也是自“盖棺”起的最后一次“生离死别”。在极度悲痛中，在嚎淘大哭中，人们把棺材盖好，钉死，然后开始填土。填土也是很有讲究的，头几铲土，一定要孝子开始，然后，所有到坟上来的人都必须轮流铲上几铲。直到堆起一个新的塔形坟堆，再将所有的祭物如纸扎房物、马、牛、羊、菩萨、花圈等，摆得像现实生活中一样。这时，在风水先生的指挥下，长子等在坟头的右上角用砖搭起一个小小的土神爷庙，接着就祭拜土地爷。最后将所有纸扎的人、马、花圈等统统烧完。在大火中，随着死者灵魂逐渐“升天”，送葬人在一干净的铁铲上倒一点食油，待油烧开后炸几块米糕，每人吃一小口，据说，谁吃了糕谁就再不“害”（即得）肠胃病。到此，下葬仪式才算是真正结束了。从坟上返回以后，所有带孝的人进门时要跨过一个装茶水、放火剪的水盆，并跪在死者遗像前面，叩头行礼。之前，供桌上已经放着一个装着铜钱（硬币）的碗（两碗相扣），行礼后，将碗揭开，这叫做“揭福”。
第二天和第三天，家里人必须在上午时分再到坟上去祭典。每次去都要“点火”，即烧燃一堆煤。煤堆要逐步接近坟头。埋葬当日在其右脚的1米5左右；第二天的火堆就在1米附近；第三天就在右脚下了。其意义仍然是为亡者“暖炕”，让他别在地下（狱）受寒。而且，每次“上坟”，一定要带上丰盛的酒菜。一是敬土地爷，二是安抚其它鬼魂，三是献给刚刚亡去的人，不让他挨饿。
葬仪之后的第三天，为了感谢亲戚、朋友们来家里“烧纸”、悼念、送礼，主人家要请他们来家里喝酒、吃饭。这个程序叫“复三”（或福三？）。所有来吃饭的人还要再送一次礼。礼的轻重，主要看请多少人。而请多少人又由亲戚关系远近来决定。凡属姑、表、堂亲，一般都是请全家。而请谁，不请谁，也是由“揽头”到各家通知的。另外，请客的数量，一般是看这家人在当地是老户，还是新户？亲朋多还是少？在榆林，由于裙带关系多，一般请百十人是很平常的事。有些人家，甚至一次能请上千人。“复三”之后，接着又是“头七”。这天晚上，首先是死者的女性嫡亲要在傍晚去哭。哭的地点一般在自家大门外房屋的山墙脚；哭的时间有长有短。短者半小时，长者四十五分钟，哭的人不能自己停止，而要等有人来劝；哭的人数也有多有少，一个人可以哭，十来个人也可以哭，我小时候就见过很多人坐在小板凳上哭。应该特别说的是，榆林妇女的哭腔，非常富有歌唱性，而且与陕北民间音调极为相似，也是一个“双四度框架”－即2－5－2－1－6－5。头七哭罢，二七、三七、四七直到七七，每七都要哭。当然，：“哭七七”，必须连带着烧纸。而且，榆林的纸，不是仅仅一张白纸，而是预先要在纸上用一个铁模子砸出一排排铜钱印。同时，人们还要用镀有金银粉的纸折迭大量的金元宝、银元宝，然后在“上坟”时与纸钱一起烧掉。这是让亡者在阴间有钱花。在当地，凡遇上坟祭祖，我们就要事先砸很多这种有铜钱印痕的纸，折很多元宝，准备在坟地里烧。
死者下葬后的第三天傍晚，即“复三”的当天夜晚，阴阳先生要到家里来主持一个“洒扫”仪式：由他一边领着亲属，一边念着咒语。跟在其后的人，有的拿菜刀，有的拿斧头，有的提水壶，在房内转游，而且，凡是经过门槛，就砍一下。这好像是一种“驱鬼”仪式，意思是让“鬼魂”从此以后再不要上门。另外，他预先写好很多咒符，交给家里人，凡是与死人有关的地方，都要贴上一张，而且，不同的地方贴不同的咒符。如死人临死前躺的屋子，要在窗户顶贴一张；死人逝世后停歇的屋子，要在门上贴一张；还有大门口、二门口（榆林大多数老房子都是两进院，很讲究）、两门之间的土神龛等都要一一贴到，以防止“鬼”来侵扰。
另：七七之后的第一个祭仪是“百天祭”，即某人故去百天后的祭仪。但实际上，并不是第一百天，而是在八十天内的某一天。这个日子是阴阳先生（平事）根据长子的生辰八字（年、月、日、时）“算”出来的。这一天，家人需到死者坟地“上坟”，即“烧纸”献供，寄托哀思。第二个祭仪是“一周年”。即死者逝去整整一年后的祭仪。内容与百天祭相同。第三是“两周年”。最后是三年“接孝”（音号）。这个日子也是由“平事”按照死者长子的生辰八字“掐算”出来的。一般在第三年的前半年的某一日。这个祭仪要比前几次隆重些。因为它意味着对死者特殊的纪念活动的最后结束。以上，凡是祭仪，女性亲人必须在家屋周围某个地方哭嚎。头七，离家最近，以后慢慢挪远。到三周年“揭号”时，哭的地方离家最远。边哭边烧纸，榆林人称“烧夜纸”。
综上所述，榆林传统葬仪的基本程序是：沐浴－穿戴－安放（古之“设床”）－报丧－奠祭（三－五天）、挖穴；敛裹－起灵、摔盆、打醋碳－出殡－设路祭；下葬－瞻容－盖棺－填土－安土地神－暖炕、烧纸扎物－返回、揭福－洒扫－复三－夜哭（七七）－揭孝（三年祭）。
我们再来看唐杜佑在《通典》卷183中所记载的自古至当时的丧葬礼仪程序：初终、复、设床、奠、沐浴、袭、含、赴阕、敕使吊、铭、重、陈小敛衣、奠、小敛、敛发、奠、陈大敛衣、奠、大敛、奠、庐次、成服、朝夕哭奠、宾吊、亲故哭、州县官长吊、刺使遣使吊、亲故遣使致赙、殷奠、卜宅兆、卜葬日、启殡、赠谥、亲殡致奠。这样繁褥的礼仪，主要是有地位的人才可以享受的。但一般人至少要进行以下几个程序：初终；设床；沐浴、更衣；报丧；大敛；选择墓地及落葬日。对照古今，我们会发现两者在大的方面是基本相似的。或者可以说，今天榆林普通老百姓葬仪的程序，比唐代官员略为简单，但比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又要复杂的多。以今察古，传统礼仪的超稳定状况，实在让今人呐叹。

五、近期葬仪内容的退化、简化和变化
这是指1980年代以来的情况。在1966－1976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民间葬仪作
为“横扫”的主要目标和“四旧”（旧文化、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的主要内容，自然受到很大的冲击。除土葬仍然保留之外，可以说，带孝、用乐（鼓乐与庙堂之乐）以及与“平事”相关的许多仪式，都大大从简了。然而，到了1980年代后期，传统的葬仪又开始有所恢复。说“有所”，因为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部。例如，传统葬仪“出殡”时，棺材底部要有一个木制底座，杠工在“起灵”前须用粗绳将棺材和座捆绑在一处，由前后八位杠工抬着走。遇有路祭，即可随意放下。而在棺材的顶部则还安一个长方形的、用红布遮严的大罩，这就是所谓“华盖”吧。“华盖”之上，又有一镀金的圆球置于其上，出殡队伍走到大街上，很远就可以看见大红顶，十分耀眼。底座与华盖属于杠房财产。主人家要用，即付租金。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这两样葬具统统取消了。而是由主人家自备一辆双轮车。出殡时，将棺材置于车上，由亡者的嫡系子孙拉着走。1986年慈父去世后就是这种方式。稍后，1990年代后半，华盖恢复了，但底座至今没有再用，棺材仍然以车代人。这是因为杠工这一社会阶层没有了。而且，依本人之见，它将会永远消失在当地的丧仪活动中。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没有可能再提供这样的劳工了。
近期榆林丧仪退化、简化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和尚、道士音乐的几近消失。其原因仍然与“文革”有关。如前所说，五十年代前后，榆林城里及其周围有好几十座庙宇。以每庙有常住者五、六位计，也应该有数百人。但1960年代之后的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以“摧枯拉朽”之势，使大多数庙、观毁于期间。庙、观不存，和尚、道士将附焉？因此，“文革”结束时，榆林的寺庙、道观仅余几座，而和尚、道士则无一人。直至1980年代后期，著名明代寺庙戴兴寺才从南边请来了一两位和尚。之后，如有人去世，主人家也请他们念诵经文。但他们只会念、唱，不能吹奏。人们要想听几十年前较有规模的佛、道之乐，恐怕在十年之内是不可能的。1998年8月，慈母辞世，为了报答她老人家对我们的恩泽，我们曾请了戴兴寺的一位住持和寺院旁边尼姑庵里的一位比丘尼，在屋内为母亲超度，该仪式前后持续了一个小时，其基本形式是念诵和一小部分唱赞。鉴于我们兄弟、姊妹的身份多数是国家干部，那次我们采用了秘密方式。2000年2月我再度回榆林采访时，亲身参加了戴兴寺为一位杜姓老人作的“关灯”仪式，这一次是公开的。在其不大的院子里，八十一盏油灯把小院照得通亮。三位和尚和两位尼姑在院子西侧设了神坛。他们手执鼓、铃、钹等，时唱时念，气氛肃穆。比起两年以前在我们家里，气势大多了。但总的来说，榆林丧礼中的佛、道乐，与四、五十年以前比，仍处于褪化状态。也许是因为少了这种音乐，当地的鼓吹乐班反而多了起来。他们不仅白天吹，晚上也能吹奏到九时左右。自然，出殡当日，更少不了鼓乐。榆林城内目前约有五个鼓乐班，据说，五个班社每天都有“事”（陕北地区把学习鼓乐，称作“学事”，故“事”者，既指学又指为红白事演奏）足见民间社会对它的需要量有多大。事实上，这样也在无形之中弥补了失去佛道教音乐的缺憾。
接下来的简化对象是“孝衣”。1950年代初与80年代前后30余年间的差别确实很大。旧时代讲究“重孝”“丑孝”。衣不缝边，腰缠麻绳，丑则丑矣！至六、七十年代，摄於政治运动，人们有时只穿一件上衣，甚至只戴一顶白帽。戴孝成了一种“象征”。到了八十年代，孝服虽有一点“回潮”，但总的趋势是在简化。其中之一是城里人基本上不在腰间拴麻绳了，即使带重孝者也只穿一身白布衣。另外，出殡时，丧棒及牵连丧棒的白布条被取消了。有鉴于此，“丑孝”之谓，已经基本不复存在。更有甚者，有的人家将方顶孝帽改为在带沿帽（也称解放帽）上蒙白布，上衣改为黑色衬衫式，下身也不穿白色孝裤，而变成一般的西服裤。这是迄今为止变化最大的。但这种情形，只限于城里。榆林周围的乡镇，似乎一如既往，仍然以“重孝”为主。也是在2000年的一次采访中，我们在由神木往榆林的公路上，曾遇到一家出殡，其孝衣就基本上保持了传统的颜色和样式。因此，这种变化背后，一方面社会变革所致，特别是如“文革”那样“史无前例”的冲击。但同时，也与人们的审美时尚不无关系。具体来说，如今40岁上下的年轻人，就不乐意穿传统的孝服。而希望只戴一只沿帽或黑色衬衫。由此看来，今后榆林丧服的变化将形成两种现象，一种是农村基本保持传统样式。另一种则是城里则越来越“轻”，越来越“美”，“丑孝”不再！
另外，在奠祭、献物及出殡当日的礼仪方面也有诸多细微变化。如亲戚朋友送来的“祭物”中，以往一律是丈子，上面写了缅怀、称颂一类的内容，或者知道亡者生前的爱好，特别请工匠制作纸扎的动物（如牛、羊、马、仙鹤、毛驴）、居所（如四合院或五间正房）、人（如金童玉女、打纸牌场面）物（金山、银山）等。目前，这些内容都逐渐恢复了。但同时也增加了新式的花圈，而且，其数量远远超过传统的纸扎品。一般人家里，至少可以收到三、四十个。遇到亲戚朋友比较多的家庭，或者是当地的官员，竟可以达到两三百个之多。例如，1998年慈母去世时，因为我们兄弟、姊妹多、亲戚多，单位、个人送的花圈约有100多个。2000年春节我返乡采访时，有一天正好遇到当地一位高官出殡。除了传统葬仪的相关事项一一保留之外，其单位又在他家院子里举行了一个相当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上，祭文被“悼词”取代。民间鼓乐暂时被录音机里的“哀乐”取代。而花圈、丈子、横幅及传统纸扎品则多不胜数。从举花圈者排成的长队伍来看，至少有三、四白个。据说，花圈数量之多，当地20年间无出其右者。须知，这些花圈不象是大都市的公祭场所那样租来的，而全部从铺店里买来的。它们会随灵柩一起被汽车运到坟地，在埋葬完毕后，与所有纸扎物一起烧光。中国历史上的汉代有“厚葬”之风，其“厚”者，主要体现在陵墓及墓室的豪华。当今社会中，此风似乎又在滋长。花圈阵是其表现之一。其实，综观榆林的传统葬仪，程序仪规几十种，繁则繁矣，但多数体现在精神方面，内涵颇为厚重。而在当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隋着传统礼仪的复兴（我不认为这是坏事恶风），葬仪中重表面、重物质、讲排场的趋向，日盛一日。
现代葬仪之“厚”的另一个体现是，送“礼”面日益扩大，礼款日益增加，。在我的记忆里，以往葬仪中，来家里“烧纸”和送礼款者，绝大多数都是亲戚。鉴于当时榆林人口仅2万余，相互结亲者多，有亲戚关系的人家也就比较多。于是，凡遇红、白事，大家都要有所表示。其中，白事比红事更多一些，范围仍以亲戚之间为主。但近期的情况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那就是很多朋友、同事之间也开始有这方面的“礼尚往来”。特别是人口多的家庭，如果都在机关、公司、学校等部门工作，一旦有这类事，几乎都要“凑”份子。其次，随着人们生活水准的提高，礼款数额也自然上升。这里，我想以一份近期收集到的“礼帐”为例，分析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礼帐为一位黄强氏老人去世后，亲朋故旧们所送礼款、礼物的详细记录。帐内记下的款、物数共有429份。其中，大多数为礼款，小部分是礼物。礼款最低为5元人民币，最高2000元；送10元者人数为257位，占60％；送15元者4位，占1％；送20元者87位，占18％；送30元者22位，占5％；送50元者9位，占2％；送60元者5位；送100元者5位；送200元者3位；300元者1位；500元者8位；送600元者2位；送2000元者2位。除去每份礼款的退金（每位5角），共约16380元。另有人送了13个花圈及若干丈子等。礼款十分明显地反映了送礼者与亡者的亲疏关系。一般来说，送10元者多数为亡者晚辈的同事或较远的亲戚；送20元－50元者为晚辈们亲戚；送100－300元者为亡者自己的兄弟、姊妹；送500元者主要是亡者的女婿；送2000元者是她的两个儿子。（严格地说，这不是礼款，而是儿子为尽孝道而提供的一笔经费）此为1997年秋天时的情况。400余份礼，在当地属于偏少的。因为这位老人是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这一家人社会交往也不很广。如果是亲戚多、交往广者，肯定要超过1000份的。到了2000年，普通人已觉得10元钱太少，於是，基本礼款自然而然地提高到20元。当然，主人家收了礼款，绝不入了自家私囊。而是要在“复三”那天，一定要宴请所有送了礼款的人。这顿饭的花费，大约在人均15元左右，等于又还了大家的“情”和“礼”。而且，如果这一次你给我家送了这份礼，那下一次你家有了类似的事，我也一定会“还”上的。鉴于此，给我的感觉是，榆林人一年四季几乎总有这种“来来往往”的事。这显然是对古训“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恪守不逾。小的时候，自然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事。但几十年后返乡住一段日子，便觉得有些累心。设若在现代大都市，这样的繁文褥节，恐怕是难以受用的。但榆林人不这样看，他们说，城市越大，人情越薄。在现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保持人与人之间的一点亲情，这有什么不好。于是，数百人、上千人出现在当地的红、白“喜宴”上，大家已视为平常。

附：1、礼帐二页（复印件）；
2、1994年夏在榆林东沙梁上为一鼓乐班录制的音响资料全目；
3、照片若干张

乔建中草于2001年10月1
北京 德外丝竹园 5－2－101
思 仁 斋

1994年8月22日上午榆林城马加喜鼓乐班演奏曲目目录
地点：榆林城东门外一沙蒿梁
演奏者：唢呐－（上手）马加喜，陈有随（下手）；鼓－韩飞；铜鼓（乳锣）－吴启换
小镲－马侯喜。
录音者：乔建中

一、〖慢板：大开门〗－《柳青娘》、《红旗旗》、《西方赞》、《迭落金钱》、《进瓶》（净瓶）；
二、〖凡调：小拜门〗－《赵妃搬兵》、《红灯山》、《十八帽》、《张生戏莺莺》、《吊蚌锤》、《十二月花》、《下江南》；
三、〖榆林小曲〗－《卖杂货》、《害娃娃》、《冰把凉》、《妓女告状》、《十二月怀胎》、《张良卖布》、《掐蒜苔》、《摧金扇》、《满堂红》；
四、〖本调：大摆队〗－《出队》（甲调）、《花送子》、《一句半》、《刮地风》、《上南坡》、《狮子会》、《下江南》。

注：全部录音时间约90分钟。其中，第一、三、四首乐曲为榆林鼓乐常用的传统曲目。第二首为“榆林小曲”（一种坐唱形式的民间音乐）联奏。其常用调门为：本调、六子调、平调、凡调、甲调等。据本人所知，这些曲目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故附于此供读者参考。